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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選擇的高考作文
我不是教育專家,高考這個話題本來對我是鞭長莫及。之所以突發(fā)奇想,建議在高考中廢除作文項目,實在是從自己這么多年的產業(yè)實踐出發(fā),覺得現行的作文考試,測試到的考生能力,對大多數學生來說,將來生活中基本上沒有什么用。
現代社會,基本上來說,是一個商業(yè)社會和技術社會。以作文技巧為取仕之道,這個是中國王朝時候的發(fā)明。那時的中國,是以道德倫理為基礎的社會。在那樣的社會中,除了鎮(zhèn)守邊疆沖鋒陷陣的武將以外,文官大臣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給皇上遞折子。如果大臣理論講得不夠宏大,道德立意站得不夠高,折子就得不到皇上重視,不能采納,對王朝、對國家也就沒有貢獻。所以科舉制度考試的核心,就是比賽誰更擅長把道理講得響亮。我們看千百年來,中國文人流芳百世的文章,包括選入今天中學古文教材的那些,基本上都是道理講得特別鏗鏘有力而取勝的。
商業(yè)社會和技術社會對寫作能力,卻有非常不同的衡量標準。除做廣告以外,在通常的生產、制造、經營、銷售過程中,最重要的是把一件事實描述清楚,把一樁事件的邏輯結構表達明白。而這種文章,在中國古代文人的傳統中,是極其不受重視的。除非是落魄文人,或是業(yè)余時間,才會寫點這種所謂的“筆記體”。比如沈括的《夢溪筆談》、宋應星的《天工開物》等等。既然不受重視,這類作品的數量便少,質量也不高。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史的人,最頭疼的就是研讀古籍中的技術性描寫,因為基本上都是一塌糊涂。比如對張衡的候風地動儀,其關鍵設計,只有“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fā)機”十二個字,想破了頭你也猜不出那究竟在說什么。中國歷史上有許多足以傲世的發(fā)明,卻幾乎無一例外地湮滅失傳了,不能流傳下來。想一想吧,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fā)明文字的國家之一,數千年形成的文字典籍浩瀚如海,記錄了無數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故事,講了無數治國安邦修身養(yǎng)性的道理,卻竟然連最簡單的一些技術發(fā)明也沒有記錄下來。
今天我們中國學生的語文訓練,高考的作文考試,不幸還是在強調講品格論道理的能力,還是連最基本的描述能力都不能檢測。能夠通過高考的大學生,都是經歷過高強度的“寫作”訓練的,但是他們大學畢業(yè)到了工作崗位上,卻連一份最簡單的產品說明都不會寫,連一個請假條都會東扯西拉出無數不相干的話題。更不要說讓他們寫一份商業(yè)計劃書或市場調查報告了。他們最擅長的“寫作 ”,常常是引經據典,浮想聯翩,攻其一點,夸大其詞——這也是從小學到高考一直能讓他們得高分的“技巧”。他們最不擅長的,是精確地描述現實,是誠實地表達思想,是縝密地論證推理,是對正、反兩種意見都能客觀中立地記錄。因為這種最實用、最有利于交流信息的寫作方式,在我們的作文教育體系里,將會被判成“ 枯燥無味、立意不高”而得到低分。
我不是說那種高講道理、宏論天下的文章不好,不重要。恰恰相反,這種文章太重要了。正因為如此,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這樣的寫作方式是一輩子也用不上的屠龍之技。一個正常的商業(yè)社會和技術社會中,有百分之一的人擅長寫這樣的文章,足矣。讓哲學家們去談玄論道,讓政治領袖們去勾畫乾坤,讓企業(yè)的老總去發(fā)表戰(zhàn)略感慨,最后那些雞毛蒜皮的感想議論可以留給我這樣的專欄作者、寫點豆腐干文章來發(fā)發(fā)。如此,足矣。剩下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他們掌握一種語言,無論母語還是外語,最重要的還是能做到準確無誤地和他人交流溝通。為了百分之一人口提高講道理、發(fā)感慨的能力,而讓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陪綁,跟著苦練“作文”,還要因為高考作文分數不夠,而拖累了整體成績——這實在是對智力資源的浪費。
無論高中還是大學教育,根本上都是普及教育,應當以掌握最基本的生存技能為最高目標。語文教育也不應當例外。我的建議是:除了少數專業(yè)如政治、哲學、藝術、廣告等的考生可以選修、選考“作文”外,對絕大多數考生尤其是工商類和理科類考生,完全可以廢除這個科目。不要用一道題目來逼迫學生長篇大論,而應當用若干道甚至十幾道小題目,對學生運用語言描述事件的準確程度、邏輯結構的嚴密程度等等,進行多方位的考核,從不同角度測試學生的語言綜合運用水準。對了,這個科目,不妨就叫做“語言綜合運用”,而不是現在常講的“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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