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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凌云：教育投入比與地區(qū)經濟增長差異*
內容提要：本文在Lucas （1988）等的基礎上，將人力資本的教育投入主體分為非政府教育投入和政府教育投入兩類，分析均衡條件下兩類教第一文庫網(wǎng)育投入比與長期經濟增長的關系，較好地刻畫了在一定條件下非政府教育投入對于長期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以此為基礎，用1996-2005年中國的面板數(shù)據(jù)進行了分類比較和實證檢驗，結果表明，中國的政府和非政府投入對于人力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具有短期效應。在教育投入比相對較低的地區(qū)，物質資本投入是拉動經濟增長主要原因，而非政府投入的增長對人力資本積累的效果更加明顯。
關鍵詞：人力資本；教育投入比；地區(qū)增長差異
*于凌云，西南交通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郵政編碼：610031，電子信箱：670844589@qq.com.本項研究受到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政府主導型多元教育資助體系"（06CJY037）的資助。同時作為項目研究"養(yǎng)老保險、教育投資與經濟增長"的一部分，感謝賈志永等教授的悉心幫助，也十分感謝匿名審稿人提出的寶貴建議。當然，文責自負。
一、引言
在新增長理論中，經濟增長不僅取決于物質資本積累，而且取決于收益遞增、技術進步等因素，人力資本這一內生變量也逐漸被納入經濟增長模型中進行分析。一般而言，教育是人力資本形成的最重要因素，教育投資越多，則人力資本水平越高；反之人力資本積累就少。教育投入主要來源于政府部門和非政府部門，其中，非政府教育投入主要來源于學生個人、家庭、企業(yè)以及其他社會團體。非政府部門的教育投入決策取決于對教育投資收益的預期，遵循個人效用或者邊際產出最大化原則；而政府公共教育投入取決于全社會對公共政策的支持程度，并遵循公共支出效用最大化原則。
以世代交疊模型（OLG ）（Samuelson ，1958）為基礎，Barro 和Becker（1988）、Zhang （1995）、Docquier和Paddiso （2003）及Cruz和Amaia （2006）等通過個人終生效用最大化的決策選擇，較好地刻畫了學生及家庭如何進行人力資本的教育投資，及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以制度創(chuàng)新為背景，Nikos （2006）和Volker和Grossmann （2007）等從制度和企業(yè)技術革新層面研究了通過企業(yè)培訓等教育資助帶來企業(yè)創(chuàng)新和效率提高的機制，從而進一步分析了企業(yè)教育（或培訓）投入對產出的影響。
在以Lucas （1988）為代表的兩部門增長模型的基礎上，許多內生增長模型中的人力資本投入影響技術進步，并且對經濟增長具有長期作用這一關系得到了體現(xiàn)。Glomm 和Ravikumar （1998）、Van Zon 和Nuysken （2001）、Creedy和Gemmell （2002）、Viaene和Zilcha（2003）及Blankenau 和Simpson （2004）等從公共教育投資角度出發(fā)，闡述了政府教育支出、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內在運行機制。一些文獻如Kevin （2000；2002）、Jung和Thorbecke （2003）、Glomm 和Ravikumar （2003）和劉海英、趙英才（2004）等從收入分配的角度，考察了人力資本的政府教育投入如何改善分配格局，從而有利于經濟的持續(xù)增長。此外，Penrose （1993）、Bray（1996）以及廖楚暉（2004）等則從公共資源配置角度研究了政府如何通過公平、有效地配置公共教育資源，以促進區(qū)域間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進而縮小地區(qū)間的增長差異。
上述研究都分別從非政府和政府教育投入角度對教育、人力資本及其增長效應進行了較為清晰的研究，但都忽略了非政府教育投入和政府教育投入之間的比重（下文簡稱為"教育投入比"）對于人力資本及經濟增長貢獻的差異，相關的文獻也十分少見。事實上，各國教育投入比重各有差異，而且在不同的經濟增長周期中，同一個經濟體內的教育投入比重也在不斷變化。例如，美國教育投入比由1995年的40.1%上升到2004年的46.2%；英國教育投入比由1995年的14.51%上升到2004年的19.2%；澳大利亞的教育投入比由1995年的26.7%上升到2004年的36.9%；而中國的教育投入比由1991年的18.4%上升到2005年的63.1%，且這一比重仍有逐年增長的趨勢。
本文在Lucas （1988）和Romer （1990）的基礎上，將人力資本的教育投入分為政府教育投入和非政府教育投入，運用1996-2005年中國的面板數(shù)據(jù)，重點考察了不同教育投入比地區(qū)的非政府教育投入和政府教育投入對于地區(qū)之間人力資本積累及經濟增長貢獻的差異。本文的結構是：第二部分為理論模型，將人力資本的教育投入分為政府教育投入和非政府教育投入，并將教育投入比納入這一理論框架進行分析；第三部分是實證研究設計；第四部分為實證結果的分析，最后為結論。
五、結論
本文在Lucas （1988）和Rome（1990）等的基礎上，將人力資本的教育投入分為非政府教育投入和政府教育投入兩類，分析了均衡條件下這兩類教育投入比與長期經濟增長的關系：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非政府教育投入并不是越多越好，而需要充分考慮非政府教育投入與物質資本的產出彈性；當人均私人教育投入的產出彈性等于人均物質資本投入的產出彈性時，能夠保持經濟穩(wěn)定增長。據(jù)此，我們運用1996-2005年中國31個省（市、區(qū)）的數(shù)據(jù)進行的分類比較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從整體上看，無論是作為人力資本投資的不同主體教育投入，還是作為短期的教育消費支出，中國政府和非政府教育投入對于人力資本的積累和經濟增長的效應是十分明顯的。但通過不同教育投入水平的三類地區(qū)的實證分析結果發(fā)現(xiàn)，教育投入比最低的這類地區(qū)（除了北京和西藏），包括東北三省和西部不發(fā)達地區(qū)的物質資本投入是拉動經濟增長主要因素，這類地區(qū)非政府教育投入的提高將對人力資本積累水平的提高產生積極影響，也將有利于保持這類地區(qū)經濟增長的長期性。
此外，實證分析結果還顯示，教育投入比最高的這類地區(qū)也是中國人力資本水平相對較高的地區(qū)，其不同主體教育投入無論對于人力資本的形成還是對于當期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都不顯著。上述結論表明，當考慮到教育投入比、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地區(qū)差異時，政府不僅可以通過轉移支付制度的完善來調整各地區(qū)的教育投入水平，而且能夠在區(qū)域間產業(yè)結構調整以及勞動力流動管理等方面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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