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快餐的利與弊 -辯論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隨著電影、錄音、廣播以及電視等新的傳播媒體的誕生，西方開始了大眾文化的革命，把工業(yè)化大生產(chǎn)的模式帶入到文化領域，使得精神產(chǎn)品也開始大規(guī)模生產(chǎn)和消費，

文化快餐的利與弊

。而從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隨著社會政治經(jīng)濟發(fā)生根本變化，中國民眾經(jīng)久不衰的熱情開始退潮，消費主義觀念也開始滲透到文化的創(chuàng)造和傳播過程中，于是中國主流文化開始出現(xiàn)了一個巨大的轉(zhuǎn)折。無論是國家意識形態(tài)文化或是啟蒙主義的知識分子文化，都或者悄然退出或被擠出了文化舞臺的中央。那些五彩繽紛但卻曇花一現(xiàn)的文化“快餐”幾乎壟斷了中國的文化市場。流行音樂、卡拉OK替代了古典音樂，迪斯科替代了芭蕾舞，通俗文學替代了嚴肅文學，千篇一律的肥皂劇替代了風格化的藝術電影。藝術家們不得不借助于種種商業(yè)包裝了推銷自己。在一種以宣泄和釋放為目的的消費文化鋪天蓋地的席卷下，那個悲壯而崇高的普羅米修斯形象似乎正從中國文化中悄然淡出。這一切，標志著中國文化進入了一個大眾文化的時代。
    當代中國的大眾文化，在功能上它是一種游戲性的娛樂文化；在生產(chǎn)方式上它是一種由文化工業(yè)生產(chǎn)的商品；在文本上它是一種無深度的平面文化；在傳播上它是一種無等級的泛市民文化。因而，我們可以說，大眾文化是借助于現(xiàn)代文化工業(yè)日臻完美的傳播技術和復制手段，為人們提供的是一種消遣性的“原始魔術”。它通過對觀眾無意識欲望的調(diào)用，為大眾制造出一個又一個快樂原則的狂歡節(jié)。它們放棄對終極意義、絕對價值、生命本質(zhì)、歷史意識、美學個性的孜孜以求，也不再把文化當作濟世救民、普度眾生的神賜法寶，不再用藝術來顯示知識分子的精神優(yōu)越和智力優(yōu)越，來張揚普羅米修斯的人格力量和悲劇精神。它們僅僅只是一些無深度但卻輕松自如的故事、情節(jié)和場景，一種令人興奮而又暈眩的視聽時空，只有現(xiàn)象沒有本質(zhì)，只有偶然沒有必然，一切朝生夕亡、轉(zhuǎn)瞬即逝。這些文本供人消遣而不供人闡釋，供人娛樂而不供人判斷。它們?nèi)A麗豐富，但又一無所有。文化最終名正言順地成了一種文化游戲。于是，當難以數(shù)計的老百姓正沉浸在大眾文化所編織的白日夢中怡然自得時，文化界卻引起了一番激烈的爭論。有的認為，大眾文化是當代社會民主化的碩果，是社會穩(wěn)定、文化平等、話語霸權解體的勢力進步；而另一些觀點認為，大眾文化是資本對文化、傳統(tǒng)、信仰、價值觀念的挑戰(zhàn)，是物質(zhì)對人類精神的專制，有的甚至把大眾文化看成是人類心靈的 、 。
    由此看來，大眾文化已經(jīng)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問題、理論問題，同時也是一個不容回避的現(xiàn)實問題，它與我們的生存發(fā)展，與我們社會的健康進步，與我們文明的延續(xù)繁衍息息相關。對于大眾文化，我們應該用一分為二的態(tài)度來看待。一方面，大眾文化在當今社會中當然不僅僅是文化商人賺取利潤的手段，它同時還有著不可替代的合理的社會和文化的功能。大眾文化為處在高節(jié)奏、高競爭的現(xiàn)代社會中的人們創(chuàng)造了一個想象的“現(xiàn)實世界”，人們將希望和熱情、光榮與夢想編織進這個栩栩如生的人造的世界之中，而這個對象化的世界，又以其“在場”的逼真性使人們仿佛面對的是一個自在的真實，于是大眾文化一遍又一遍地把那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有情人終成眷屬”的世俗神話，為觀者安排了一個虛幻的主體位置，含蓄地、有時甚至是赤裸裸地宣泄著人們心中所潛伏的各種無意識的沖動，從而使他們將幻想當作現(xiàn)實來體驗，將主觀的“善”當作客觀的“真”來理解。大眾文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五彩繽紛的世界，盡管這種五彩繽紛的后面掩藏著的也許是一種金錢的交易。它不需要我們殫思竭慮，不會讓我們痛不欲生，它甚至可以把我們的智力降低到幾乎等于零。這是一個巨大的誘惑。當我們目睹電影、電視劇、武俠小說、言情故事中那些少男少女的青春戀情終于柳暗花明，那些孤膽英雄終于化險為夷、功成名就，那些凡夫俗子竟然也能“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時，我們情不自禁走進了一個集體的夢幻之中，一個對我們自己的人生經(jīng)歷進行了理想化的幻景之中，人們共享著一種文化制造出來的快樂。所以大眾文化為人們所提供的就不僅是一種聲畫的視聽快感，而且也是一種畫餅充饑、望梅止渴的心理撫慰。它使飽償憂患和匱乏的人間心靈從中得到了象征性的滿足。這種滿足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人在現(xiàn)實生活中的心理緊張和內(nèi)在焦慮，也強化了個體對社會的認同感和安全感，這對于人們的心理壓力的釋放，社會的有序化都有著明顯的作用。
　　盡管大眾文化這種撫慰功能、娛樂功能對于人們的心理結(jié)構的平衡和調(diào)整，對于社會秩序的建立和維護發(fā)揮著它的文化整合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進文化的民主化和平民化進程，但是，我們也應該意識到，當文化在功能上轉(zhuǎn)化為一種文化娛樂之后，娛樂便片面地代替了文化整體，同時也替代了生存的實體，從而成為生存中的現(xiàn)實欲望的虛假滿足。大眾文化把主體滯留在一種表演化的快感中，而遺忘了意義和生存本身，

辯論

《文化快餐的利與弊》(http://www.lotusphilosophies.com)。著正是大眾文化所包含的文化危機。大眾文化由于與商業(yè)利潤唇齒相依，于是它不可避免地要用媚俗的方式來換取大眾的青睞以將產(chǎn)品賣給接受者同時又把接受者賣給利潤，由于它和既成權利關系的相互依存，因而它對于我們文化發(fā)展、社會進步和美學理想的追求，對于保持一種批判的、超越的、具有活力的人類進步意識的努力必然帶來一種負面性的影響。而如果我們對這種影響缺乏認識或無動于衷，那么我們也許將付出歷史的代價。
    大眾文化的“非現(xiàn)實主義”的本質(zhì)往往會誤導人們對現(xiàn)實世界的認知從而解除人們對現(xiàn)實的判斷和實踐能力。“真實性”作為一種文化理想是大眾文化所不屑一顧的，它所關心的是文化對于大眾的刺激性、吸引性和迎合性。大眾文化盡管十分逼真地復制現(xiàn)實表象，但正是這種表象的復制，抽調(diào)了現(xiàn)實，使現(xiàn)實非真實化了。我們看見的只有關于世界的影象，而沒有了世界本身。所以，大眾文化一邊將種種復雜的現(xiàn)實矛盾簡化為一個個二元對立的戲劇性沖突，將生存的豐富性簡化為一個個喜怒哀樂的情節(jié)化的故事，將多元的權利關系簡化為一次次愛情的游戲，將無情的歷史真實簡化為賞罰分明的道德寓言，從而導致了現(xiàn)實世界的“缺席”和對這“缺席”的無意識。人們當然會擔心：當人們習慣了用一種方式去看世界的時候，他是否還有一種正確的判斷去處理和解決實際的現(xiàn)實困境的可能。另一方面，大眾文化往往以性、暴力和權利的交換作為調(diào)動人們消費欲望的誘餌。當人們?nèi)琊囁瓶实赝淌尺@些誘餌的同時，他們也吞食了一種對于世界的歪曲。于是人們往往可能夸大性在人際關系中的重要性，夸大在現(xiàn)實中面對暴力威脅的可能性和用暴力解決問題的必要性，也夸大對日常生活中的戲劇性變化和因果聯(lián)系的依賴。這種夸大所帶來的后果，很可能使人們在突然遭遇現(xiàn)實的挑戰(zhàn)時作出錯誤的或者至少是不恰當?shù)姆磻�。當文化離開了現(xiàn)實主義精神以后，人們借助于文化來認識、把握、改造現(xiàn)實的努力當然可能誤入歧途。
　　大眾文化就象一種被批量生產(chǎn)的為大眾分享的“集體夢幻”，大眾文化的夢幻特征往往導致人們產(chǎn)生一種逃避現(xiàn)實的心理傾向，從而強化大眾的心理惰性和社會的保守傾向。大眾文化用一種虛構的“現(xiàn)實”，調(diào)和人們心理內(nèi)部“超我”、“本我”，“道德原則”和“快樂原則”之間的矛盾，解決社會現(xiàn)實中真善美與假丑惡之間的對立，融合時間進程與空間距離的分離，為大眾提供一種實現(xiàn)本能欲望和社會認同的白日夢。它把日常生活敘述得象天堂一樣，擺脫和逃避日常生活就象私奔和出走一樣。這種快樂宿命論的邏輯自然會助長人們逆來順受、聽天由命的意識。大眾可能會越來越習慣于將自己封閉在這個安全的夢境中，逃避對于現(xiàn)實的介。因而，大眾文化往往有意無意地有效地取消人們對于世界和自身的現(xiàn)實處境的實際感受，同時也使人們將對于改造世界的實踐熱情遺棄在那些災變的影象奇觀和天道有常的幻想之中。文本中那些歡聲雷動的場面是公眾廉價的避難所，它是一種逃避。而且不只是逃避現(xiàn)實，也四逃避對于現(xiàn)實的思想。因此，大眾文化提供的雖然是一種歡樂，但那是一種逃避的歡樂，是一種“商女猶唱后庭花”的對于歷史的棄權。
　　大眾文化復制性對于審美理想的消解也應該引起我們的關注。大眾文化受到最激烈的批評往往來自于它與工業(yè)化生產(chǎn)方式相聯(lián)系的千篇一律的“復制性”。的確，電影、電視、廣播等電子傳媒的出現(xiàn)，意味著不僅是對物質(zhì)的復制，也是對于精神的復制，它用眾多的復制物取代了獨一無二的存在。大眾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種復制的文化，它不僅是可以復制在膠片、磁帶、激光唱盤上的批量生產(chǎn)的商品，而且它的類型、風格、模式，甚至語言也是復制出來的。它日復一日地為人們提供著各種大同小異的流行文化，如同滿街的快餐，廉價而暢銷。個性、創(chuàng)造性、批判熱情、現(xiàn)實精神都消失殆盡。人們的藝術感覺，審美能力日益粗糙、退化，情感世界也會越來越枯竭，失去對生活豐富性和多樣性的熱愛，失去對人生的獨特體驗，也失去創(chuàng)造世界的鮮活的情感動力。人在生存中越來越失去自我控制和自我塑造的能力，而成為文化媒介的奴隸，成為一個“他人引導”的社會中一個臉譜化的“人們”。因而，我們不得不擔心，在一個喪失了首創(chuàng)性和懷疑精神的社會中，我們的生存、發(fā)展，靠什么來得到保障。
　　此外，大眾文化娛樂本位的動機有可能對健康人格的建立產(chǎn)生負面性的影響。人的需要是一個立體的復雜的系統(tǒng)。它一般包括兩個層次：一是基本的“低級”的需要，包括人的生存、繁衍、以及與創(chuàng)傷恐懼相聯(lián)系的歸屬需要，而食、色和擁有權利是其中最主要的動機。二是成材需要，也被看作高級需要，它包括人的尊重、愛、理解、認知、美和自我實現(xiàn)的需要。這兩種需要相互依賴，低級需要是高級需要的基礎，高級需要是低級需要的升華。而大眾文化往往通過對暴力、性關系和場面的展示，刺激人的生命本能，滿足人們的基本視覺需求和心理需求。而這種滿足是一種消極的、被動的，它在導致心理宣泄的同時，也消除著人熱情和創(chuàng)造性，甚至使人玩物喪志、人格萎縮。因此這種滿足的愉快可能是短暫、貧乏的。相反，人的高級需要的滿足往往是積極、主動、富于創(chuàng)造性的，它可以擴展人對世界的感受、理解和把握，增強人們的生活信念和熱情，喚起人們的愛心、同情心和對于未來的希望，陶冶和凈化人的心靈和人格，推動人的自我實現(xiàn)和自我完善。因而這種滿足所帶來的愉快是豐富、恒久和生產(chǎn)性的。如果說，低級需要的滿足趨向于造就一種消費型享樂型的人格，那么高級需要的滿足則趨向于造就一種建設性的成長型人格。正是在這一點上，大眾文化娛樂本位的立場潛伏著一種人格建設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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