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的提出，如同大部分的學說，都有其進步性和歷史局限性。它同樣應(yīng)該適應(yīng)一個時代，又導向一個新的時代。

　　筆者認為中國現(xiàn)在要緊的不是“以仁克智”，而是“引智導仁”，建立“智慧內(nèi)部的條理性”。智的第一性，仁的第二性的觀念應(yīng)該普遍確立。

　　從這個角度上說，《論語》的時代可以暫時告一段落了。

　　1、什么是“善世”

　　什么是善世？筆者認為：世界觀趨于五彩繽紛，方法論趨于節(jié)律統(tǒng)一，這就是“善世”，這也是“求同存異”的道理所在。簡單的形容就是如果把哲學比做一朵花，則世界觀是花瓣，方法論是花蕊。

　　2、“上善若水”與“仁”的矛盾

　　孔子說：“上善若水”，又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他倡導的儒學是以“仁”為核心的學說，與“上善若水”豈不是矛盾？可見，孔子是仁性有余，而智性不足的，惟其如此，才缺者為貴，喟嘆“上善若水”。

　　3、儒學在東方

　　儒學統(tǒng)治東方兩千年。

　　作為一種哲學，儒主要也是由世界觀和方法論組成的。中國重“世界觀”而輕“方法論”，日本重“方法論”而輕“世界觀”。

　　4、儒學的世界坐標

　　基督教思想通天達地如緯線；儒學思想平行輪回如經(jīng)線，這是形成東西方文明差異的原因，也造成東西方演進方式的不同。所以，西方重智，東方重仁。

　　5、《論語》與《圣經(jīng)》的對比

　　《圣經(jīng)》中提到的許多歷史事件都是在試圖證明一條規(guī)律，就是“天譴與天福”的公式。善者，什么是善？惡者，什么是惡？導入公式得出或譴之，或福之的天道規(guī)律。

　　它所依托的是一條公理：人的認識永遠不可能窮究整個世界。

　　正是這條公理賦予了“上帝”這個唯一。

　　《論語》則不同�！叭省钡膶W說的創(chuàng)立背景是，中國人在那時候并不是由于缺乏“智慧”而“禮壞樂崩”的，而是“智慧有余，協(xié)調(diào)不足”，孔子在一定程度上認為智慧多是天性，人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成熟的。而仁性卻是需要學的。中國那時候缺少的正是這種“仁”的精神。這和后來的“仁性過重”的中國不同，那時候中國精血旺盛，年少輕狂甚至野蠻的很。

　　雖然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有“百家爭鳴”的現(xiàn)象，但是歷史之鹿終究是死于“儒家”之手，儒家在此次歷史表演中表現(xiàn)得精彩搶眼，所以才能登上“百家之首”的峰顛，但是儒學不是宗教。

　　6、“論語精神”的“惡”之花

　　《論語》也指出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惡的，并指出了評判的標準，但是并未形成“自律”，一個基督徒即便本性很惡，他也會誠心地說：“我以上帝的名義”如何如何，但是中國人學到的評判標準是看形式上的東西，這導致了中國人“急功近利”和“重形式，輕實質(zhì)”“重名義，輕過程”等特性。這是《論語》精神的“惡”之花。這在“科學與商業(yè)的時代”如同把城堡建立在沙堆上，是不能長久的。

　　7、“性本善”思想的根源

　　“性本善”思想是如何來的呢？筆者認為這種觀點的提出并不突然和憑空。

　　其實，整個人類思想不都是“性本善”的嗎？大家可能說西方人的思想就是“性本惡”的，可是說到“本”，他們的上帝不上不是“全善”的嗎？

　　“人之初，性本善！”就像圣經(jīng)開篇“神說，要有光！”那句一樣，開始了整個探討的程序。

　　《論語》中對話的四個分類：對待真理的態(tài)度、對待他人的態(tài)度、對待周圍環(huán)境的態(tài)度、對待自己的態(tài)度。

　　《論語》思維幾乎決定了中國人的思維特性。

　　我們分析客觀世界，它可以分為客觀與主觀的兩個部分。主觀又分為認識和措施兩個部分。其中客觀的部分就是：現(xiàn)象，它包括事物的表象，性質(zhì)（好與壞）與本質(zhì)。措施的部分就是：步驟，力度，方式及后果。

　　《論語》的思維主要集中在“認識”上，而不是“措施”上，甚至擺脫了“措施”這個核心，把“措施”變成“經(jīng)驗仁者”的特權(quán)。這樣的話，中國社會就斷裂為“二分”的結(jié)構(gòu)。君臣，夫妻，父子，一直到現(xiàn)在的“城鄉(xiāng)”等“二元”結(jié)構(gòu)。

　　筆者認為，“如何提出高明的措施”這樣的核心是《論語》思維的局限所在，和不足之處。在處理這個問題上，孔子是含糊其辭的。而這正是“科學”所要解決的問題所在。

　　“科學”是提出高明決策的最好武器。

　　筆者提出“引智導仁”就是提倡“科學”。

[粗讀論語的讀書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