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纓文摘：解讀瑞安“教育憑證”模式

    政府把本該投入到教育中的資金經(jīng)過折算用票券的形式發(fā)給學生，學生憑券去自主選擇任何一所政府認可的學校（包括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就讀。這種發(fā)放教育券的做法，過去在人們看來是一種難以實現(xiàn)的理想化模式 ，而浙江省瑞安市教育局早在3年前就嘗試著實施這種教育模式。教育界和理論界將瑞安的這種做法稱為“教育憑證”。那么，“教育憑證”給瑞安帶來了什么?它給我國教育界又提供了哪些啟示?

　　推行“教育憑證”制度，瑞安一馬當先

　　“為了不讓家庭貧困的孩子失學，不讓政府助學資金在中途被截留，不讓民辦學�，F(xiàn)有的辦學設施閑置，我們從2001開始推行的教育助學憑證，為切實實施義務教育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闭憬�省瑞安市教育局局長葉耀國接受記者采訪時作了如此表述。

　　這位文質(zhì)彬彬、書生味十足的教育局長，說起“教育憑證”饒有興趣。他告訴記者，自2001年以來，瑞安市教育局創(chuàng)造性地實施教育券理論，發(fā)放“教育憑證”，促進了教育的公平性，基本普及了高中階段教育，帶來了良好的社會效應。

　　葉耀國就瑞安實施“教育憑證”的具體做法作了詳細的介紹：2001年，我們對就讀職業(yè)高中的學生進行補助，特別是補助那些因家庭貧困而打算放棄升學資格的初中畢業(yè)生，每位學生補助200元，用“教育券”的方式發(fā)放，共撥出專款200萬元。當時，“教育券”在瑞安還是一個新事物，在教育系統(tǒng)內(nèi)部，則稱之為“教育憑證”。

　　2002年，我們在2001年的基礎上，根據(jù)可預測的高中招生情況，對“教育憑證”的做法進行完善，因為瑞安市的職業(yè)學校大多是民辦學校，因此我們把實施的重點放在民辦學校上。并規(guī)定，民辦普通高中每招收一名瑞安籍學生，可獲200元獎勵，民辦職業(yè)高中?包括綜合高中、成人高中、成人中專?每招收一名學生，可獲獎勵300元�！�

  　2003年，我們將實施“教育憑證”擴大到義務教育階段。發(fā)放標準為低保、孤兒對象：小學生每人每年300元，初中生520元，高中生2000元；貧困生對象：小學生每人每年320元，初中生420元，高中生1500元。為使特困生不在學期結(jié)束后輟學，我們在學期結(jié)束前就發(fā)放“教育助學憑證”。享受“教育憑證”的學生還可享受教育基金補助。

　　“教育憑證”制度適用各類性質(zhì)的義務教育階段和高中階段學校，重點突出民辦學校。覆蓋對象，以鼓勵入學為主，適用于新生。高中階段確定貧困生的標準比義務教育階段的要低，不局限于低保、孤兒、特困家庭、受災家庭，一般的低收入家庭學生也是覆蓋的對象。

　　“教育憑證”申領與兌現(xiàn)的程序，先由各學校上報申領“教育憑證”的對象，由各地教育學區(qū)初步審查，經(jīng)教育局核定后返回學區(qū)、學校并進行公示，最后教育局把每個學校的貧困生以及家庭需要特殊照顧的學生人數(shù)進行統(tǒng)計，再將“教育憑證”發(fā)放到有關學校，并由學校送交給符合申領“教育憑證”條件的學生手里，學生拿著“教育憑證”可到學校注冊入學，憑證所標金額可抵學雜費等，學校再將收繳的“教育憑證”匯總到瑞安市教育局進行結(jié)算。

　　“教育憑證”的資金來源，由教育局財政支出、社會捐贈等多渠道籌資，目前基本上靠教育局財政支付。

　　“教育憑證”的實質(zhì)——求證教育效益和公平最大值

  　在葉耀國看來，瑞安推行教育憑證制度的實質(zhì)是用政府現(xiàn)有的有限資金求證教育效益和公平的最大值：一、讓所有適齡孩子有書讀，不能因為家庭貧困而失學；二、不讓政府助學資金在中途被截留，真正落到實處；三、整合和盤活學校的辦學設施，達到公共設施資源利用最大化。這樣，政府可以通過發(fā)放教育券確保對教育的投入，學校之間因?qū)W生掌握充分的選擇權(quán)而增強了競爭，從而促使各學校教育教學質(zhì)量的整體提高。這是推行“教育憑證”的意義和成效所在。

　　對“教育憑證”所求證的教育效益和公平最大值這一觀點，葉耀國以舉實例的方式作了進一步論證。他說，以高中段為例，政府辦一個高中班，按一個班級50位學生計算，每年起碼要投入10萬元辦學經(jīng)費，三年相當于在每個學生身上投資6000元。而政府給民辦學校每位學生一次性補助400元，一個班級只用補助2萬元，這樣民辦學校多招收5個班級，公辦學校就可節(jié)省50萬元。實施“教育憑證”不僅給政府減輕了很大的經(jīng)濟壓力。同時，把民辦學校的現(xiàn)有設施充分利用起來，達到公共資源配置的最大化，這大大緩解了瑞安市初中升高中不能普及的壓力。

　　瑞安是一個擁有110萬人口的大市，在校中小學生17萬人，政府財政負擔相當重，2000年以來，每年財政投入都在1億元以上，但學校經(jīng)費還是顯得捉襟見肘。此外，最近幾年，瑞安正處于高中升學的高峰期，每年大約有17000名初中生畢業(yè)。隨著“普九”任務的基本完成和高校的擴招，高中階段教育已成為瑞安市整個教育發(fā)展的“瓶頸”。2000年，瑞安市的初中畢業(yè)升高中率僅70%。因此，提高高中入學率的重點在中等職業(yè)教育，難點在民辦高中。

　　推行“教育憑證”，還有一個重要的社會因素就是切實解決貧困學生和外來民工子女的入學難問題。自實施教育憑證以來，瑞安教育局在每年的“六一”兒童節(jié)前，把貧困戶、孤兒、低保、特困戶學生的數(shù)量進行統(tǒng)計，通過學校提前給學生發(fā)放“教育憑證”。同時，瑞安市教育局還把外來的貧困民工子女也納入“教育憑證”發(fā)放對象，免掉借讀費，切實減輕了外來民工的經(jīng)濟負擔。

　　教育公平和效益最大化原則，在以上幾個方面都得到了體現(xiàn)。教育界專家認為，瑞安推行的這種“教育憑證”制度與美國芝加哥貨幣經(jīng)濟學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理論是兩種不同的模式。

　　1955年，美國貨幣經(jīng)濟學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發(fā)表了《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弗里德曼在文章中首次提出了教育券（schoolvoucher），一譯學券制，該理論認為政府把本該投入到教育中的資金經(jīng)過折算發(fā)給每一位學生，學生憑券可以進行自主選擇，到任何一所政府認可的學校，包括公立學校或私立學校就讀。這樣，政府可以通過發(fā)放教育券保持對教育的投入，學校之間也會因為學生掌握充分的選擇權(quán)而增強了競爭，競爭的結(jié)果，是各學校教育教學質(zhì)量的整體提高。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的馮曉霞教授將有關教育券的理論概括為兩種模式：一種是“無排富性”模式，即給所有適齡兒童等面值的教育券，家長可以自由選擇收費標準不同的學校，不足部分自己支付，以促成自由的教育市場。弗里德曼的教育券理論即屬于這一模式。另一種是“排富性”模式，這種模式認為前一種模式不能真正體現(xiàn)社會公平性原則，主張只給低收入者或有特殊需要的家庭以特殊的補助。瑞安市所推行的“教育憑證”正是屬于“排富性”模式。

　　“教育憑證”在瑞安初見成效

　　以教育效益和公平原則為核心的“教育憑證”制度，給瑞安的教育改革和發(fā)展帶來哪些促進作用?下面關于瑞安近年升學率的幾組數(shù)據(jù)就是“教育憑證”在瑞安所取得成效的有力注解。

　　2001年，瑞安市初中畢業(yè)生升高中率達80．1%，比上年增長了10%，普職高招生數(shù)比例接近1：1。其中，民辦高中招生占高中階段總招生數(shù)的27%，比上年增加了8%；2002年，瑞安市初中升學率超過82．6%。17所民辦高中共招收4000多名新生，比2001年又翻了一番，有的民辦學校甚至200%地完成招生計劃，全市民辦高中學生數(shù)量超過全市高中學生的&nbsp1/5；2003年，全市初中畢業(yè)生16374人，升入高中段14288人，升學率達到87．26%人。同時，隨著“教育憑證”在義務教育階段的實施，確保了繼續(xù)高標準實施九年義務教育。2003年，初中的入學率為98．18%，比上年的96．67%又有了新的提高。

　　“教育憑證”發(fā)放，在促進瑞安初、高中段升學率提高的同時，也給民辦學校以極大的物質(zhì)支持和精神上的鼓勵。不少民辦學校不僅擴大了招生規(guī)模，辦學水平也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瑞安市開元綜合高級中學校長金劍坦率地告訴記者，“教育憑證”給民辦學校帶來的不僅僅是經(jīng)濟效益，更重要一方面體現(xiàn)了民辦學校的價值和社會地位。民辦學校多年來一直在社會的歧視中艱難前行，在教學經(jīng)費、招生和吸收師資方面比較困難。至今學生擇校觀念還是十分傳統(tǒng)，普遍愿意到公立學校就讀，對民辦學校仍有偏見。2001年瑞安市教育局推行“教育憑證”制度，給全市升學率指標好的民辦學校以物質(zhì)上的獎勵，這有利于民辦學校擴大招生規(guī)模和提高辦學水平。

　　瑞安根據(jù)當?shù)亟逃�發(fā)展實際情況而推行的“教育憑證”模式，引起業(yè)界廣泛關注。國內(nèi)一些媒體如《光明日報》、《中國教育報》、《教育信息報》以及當?shù)囟嗉译娨暸_先后對此作了報道，并從深層次剖析了“教育憑證”將對我國現(xiàn)行教育體制產(chǎn)生極大的沖擊和挑戰(zhàn)。國務院糾風辦副廳級專員楊廣洪專程赴瑞安對“教育憑證”進行了深入調(diào)研，并充分肯定了瑞安推行教育新模式的大膽探索精神和對我國教育改革推動的積極意義。

  　“教育憑證”進一步推廣仍有諸多困難和制約因素

　　瑞安推行“教育憑證”模式，雖然取得了一些成效，葉耀國對“教育憑證”制度能否進一步在瑞安乃至更廣泛地區(qū)進行順利推廣，也表示幾分憂慮。

　　他告訴記者，瑞安在推行“教育憑證”的初期阻力較大，教育系統(tǒng)內(nèi)部對此也有持不同的看法，一些持反對意見的人提出，對民辦學校支持力度這么大，是否存在國有資金流失？現(xiàn)在人們雖然逐漸理解并認可了這一做法，但“教育憑證”目前在瑞安還有一定的局限性，公立學校之間還沒有完全推廣，也沒有普及每一位學生，還屬于小范圍試點。他希望社會各界為教育憑證的進一步推廣和完善，提供更廣泛的理論和資金方面的支持。

　　葉耀國還向記者透露了“教育憑證”制度在進一步推行中所面臨的諸多困難：

　　第一，至今人們對“教育憑證”的做法還不太理解。有人認為，利用經(jīng)濟杠桿對教育只能起到一定的調(diào)節(jié)作用，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教育憑證”對民辦學校支持，樂了“老板”，對公辦學�！安还�”。

　　第二，“教育憑證”的推廣范圍和標準確定仍有一定難度。因為瑞安高中數(shù)量多?35所?，類別齊?有普高、職高、成人高中?，檔次、規(guī)模差別大，高中學校實施“教育憑證”的范圍變數(shù)大。

　　第三，瑞安市高中貧困學生的覆蓋面廣，依靠教育經(jīng)費切塊作為“教育憑證”來解決，經(jīng)濟負擔較重。

　　第四，“教育憑證”的防偽安全也存在許多問題。

　　因此，葉耀國強調(diào)，進一步完善“教育憑證”制度，還要著重強化幾方面措施：一、加大對教育憑證的宣傳力度。二、通過合法途徑，多渠道籌措“教育憑證”的資金來源。三、完善“教育憑證”制度，發(fā)揮“教育憑證”在促進基礎教育的均衡發(fā)展和公平性。四、對辦學水平處于不同檔次的職業(yè)學校和民辦學校區(qū)別對待，使“教育券”真正體現(xiàn)了政府關注并扶持弱勢群體學生的善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