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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是哪個朝代
兩漢時期即漢朝時期，分為西漢和東漢兩個時期。漢朝是繼秦朝之后的大一統(tǒng)王朝，因尚火德故稱為炎漢，又因皇室姓劉而被稱為劉漢。小編精心為你整理了兩漢是哪個朝代，希望對你有所借鑒作用喲。
思想介紹
因此，漢代儒家學者都奉孔子為先師，而無人以孟子或荀子后學自詡。但孟子和荀子的思想對漢儒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由此，漢初儒家學者中也隱約存在著對立的兩派。而自從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學”的形式提出一套系統(tǒng)政治學說之后，漢儒內部兩派的斗爭便集中表現為《春秋》三傳之爭。
他們針對漢初政治所面臨的難題，提出“以德化民”和“以禮為治”兩種政治主張。自武帝以后，兩派先后登上政治舞臺，對朝廷政策施加影響，使?jié)h朝政治在儒術獨尊之后繼續(xù)表現出大幅度的搖擺變化，使武帝至宣帝、元帝至王莽、東漢一朝又形成幾個相對獨立的發(fā)展階段。
政策重心
漢武帝尊儒有利于儒學的傳播和繁榮，使儒生大量進入各級政府，從而獲得參與和改造朝廷政治的機會。但更重要的是，武帝帝在尊儒的旗幟下采納了《公羊》家“《春秋》決獄”的主張，將儒家思想納入承秦而來的漢家律令，使帝國法律初步儒家化了。
漢宣帝在武帝改革律令的基礎上，又對吏治進行了改良。西漢中期之儒術，雖然只是用來緣飾法律，雖然只是法治的輔助手段，但它畢竟介入了“漢家制度”，使得“王道”在朝廷政策中與“霸道”相雜，從而使東西方的文化對立和沖突得到進一步緩解，使關中和關東不再格格不入，使文化上的戰(zhàn)國局面宣告結束。
然而西漢中期，帝國的規(guī)模在進一步擴大，開邊拓土成為第一位的事業(yè)，支持對外戰(zhàn)爭是朝廷政策的重心。在這方面，《公羊》家的“三世異治”說也起了推動作用。但承秦而來的軍國主義體制和法治傳統(tǒng)更適合戰(zhàn)爭的需要，因而仍是朝廷制定政策的主要基礎。這一局面直到宣元之際才得以扭轉。在那之后，朝廷政策的重心終于轉到內政上來。
政治文化
東漢是西漢的繼續(xù)，繼承了西漢二百余年政治和文化發(fā)展的成果。它的建立意味著“漢德”復興，而在東漢人看來，“漢德”就是“堯德”，亦即《公羊》家所闡述的《春秋》之道。它定都洛陽，是西漢后期出現的政治重心東移趨勢的結果，使?jié)h朝終于跳出了以關中為本位的政治格局，進一步擺脫了軍國主義體制和法治傳統(tǒng)的束縛，為《公羊》家重新撥亂反正、重建漢家制度提供了機會。它吸收了西漢的經驗教訓，對元帝至新莽的改制運動基本上持否定態(tài)度。受其影響，東漢統(tǒng)治者一度效法宣帝，興起嚴猛苛刻之風，但這不是東漢政治的主流。
相比之下，意義更為深遠的是：儒學士大夫集團對《春秋》三家之學，對儒家的兩種政治主張，作出了最后的抉擇，使《公羊》學重新獲得獨尊地位。在《公羊》學的影響下，東漢的政策重心始終在內而不在外。
對外堅持“務廣德”，反對“務廣地”，沒發(fā)動過大規(guī)模的對外戰(zhàn)爭。對內雖在章帝時一度恢復鹽鐵、均輸等制，但很快又廢除了。堅持《公羊》家的太平標準、反對制禮作樂的呼聲占有壓倒優(yōu)勢。法律進一步儒家化，循吏作風也更加普及，強調“以義正我”的“以德化民”之術日益成為儒學士大夫的自覺行動。這一切都使得東漢一朝在大量沿用西漢制度的同時，又表現出與西漢明顯不同的特色。
中外關系
絲綢之路是歷史上橫貫歐亞大陸的貿易交通線。中國是絲綢的故鄉(xiāng)，在經由這條路線進行的貿易中，中國輸出的商品以絲綢最具代表性。19世紀下半期，德國地理學家李�；舴揖蛯⑦@條陸上交通路線稱為“絲綢之路”，此后中外史學家都贊成此說，沿用至今。
張騫通西域后，正式開通了這條從中國通往歐、非大陸的陸路通道。這條道路，由西漢都城長安出發(fā)，經過河西走廊，然后分為兩條路線：一條由陽關，經鄯善，沿昆侖山北麓西行，過莎車，西逾蔥嶺，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靬（jiān，今埃及亞歷山大，公元前30年為羅馬帝國吞并），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另一條出玉門關，經車師前國，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蔥嶺，過大宛，至康居、奄蔡（西漢時游牧于康居西北即成海、里海北部草原，東漢時屬康居）。
相關資料
漢代作為我國中古文明的第一個高峰，不僅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發(fā)展方面成就卓著，開創(chuàng)了文化盛世，而且構筑了中古史學巔峰。打開兩漢史籍，人們在追溯那個文明高漲時代的王朝遞嬗、社會盛衰等宏大歷史進程的同時，值得再三品味的，還有極富創(chuàng)造力的雅言俚語，林林總總的傳奇人物，悲歡離合的生活軼事，不勝枚舉的文化掌故。這些歷史遺存的精華，無不融匯到歷史長河中，蔚為傳統(tǒng)文化的不竭淵藪。這里僅以語匯、掌故和文化母題為例，對此作一簡略的歷史考察。
語匯作為語言符號的聚合體，是民族文化傳統(tǒng)的基本表意工具，有著極強的傳承性和擴散性。兩漢是中古文化創(chuàng)造力奔涌勃發(fā)的時代，兩漢史學所積淀的新語匯蔚為大觀，它們植根于特定的時代土壤和文化語境，極富生命力和表現力，對后世影響非常深遠。
《史記》、《漢書》的語言建樹，受到歷代極高評價和廣泛推重，清人張之洞贊譽兩書云：“古來詞章，無論駢散，凡雅詞麗藻，大半皆出其中，文章之美，無待于言。”《史記》、《漢書》中許多詞語如“實事求是”、“移風易俗”、“長袖善舞，多錢善賈”、“運籌帷幄”、“蕭規(guī)曹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均率先創(chuàng)意，傳播久遠。
品讀《后漢書》不難發(fā)現，范曄筆下的東漢文化，其語言特色與前代又有不同，尤為儒雅的文辭俯拾即是，如劉秀所講的“置之度外”、“有志竟成”、“克己奉公”、“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披荊斬棘”、“疾風知勁草”、“旗鼓相當”、“差強人意”、“推心置腹”、“得隴望蜀”、“敝帚千金”、“樂此不疲”等，字字珠璣，妙不可言，時至今日他還享有“語言大師”的美譽。
來自前四史中的這些豐富多彩的語匯，不僅生動鮮活，而且?guī)缀趺恳粋�詞本身都承載著一段曲折動人的歷史。這些成語的形成，固然歸功于秦漢名人“脫口秀”功夫，但只有被史家給予二次加工，并被記載下來留存到史學經典之中，才真正激活語匯的魅力，使它們獲得永恒的生命。
兩漢掌故也是一種象征、比喻和說事析理的古典文化符號，不僅在歷代典籍中轉載流傳，到了明清時期，更是逐漸滲透到民間蒙學讀物中。例如明代蕭良有編纂的《龍文鞭影》中輯錄了源自秦漢史事的大量掌故，如頌揚開國名臣的蕭收圖籍、曹參輔政、周勃安劉、營軍細柳；詠嘆清官的召父杜母、懸魚羊續(xù)、朱云折欄、強項董宣；記敘文人逸事的匡衡鑿壁、班固勒銘、梁鴻五噫、許子無雙；記載重大事件的楚英信佛、楊震四知、耿恭拜井、投筆班超等。這些漢代典故作為民族記憶，通過啟蒙教育的渠道，在一代代學子身上得到傳承和弘揚。
隨著歷史的推移，兩漢語匯中的很多精華成分不僅積淀在傳統(tǒng)語匯的寶庫中，而且還活躍在今天的日常生活里，仍然具有很高的使用頻度和豐富的指代意義。
再說文化母題。母題（motif）是一個外來詞，一般認為是指“一種反復出現的、與敘事類型化特征相關的因素，是為了揭示和描述民間敘事作品存在著各種類型化現象而形成的一個術語”，“它以類型化的結構或程式化的言說形態(tài)，反復出現于不同的文本之中；具有某種不變的，可以被人識別的結構形式或語言形式。”
在傳統(tǒng)文化領域，從雅文化中“秦關漢月”的詠史詩作、俗文化中“楚漢相爭”之類的講史說唱話本，到歷代戲曲中《霸王別姬》等名作，兩漢史學所記載的史事，成為千余年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母題和創(chuàng)作資源。
“詠史詩”是傳統(tǒng)詩歌中一種源遠流長的體裁。取材于秦漢的歷代作品不勝枚舉，其中的大宗主題是吟詠王朝興廢，如章碣《焚書坑》：“竹帛煙銷帝業(yè)墟，關河空鎖祖龍居�？踊椅蠢渖綎|亂，劉項原來不讀書�！边�有一類主題是詠嘆人才遭際，如李清照《夏日絕句》：“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崩钌屉[《賈生》：“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痹偃绺锌丫陀H命運的，杜甫《詠懷古跡》：“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還有追懷漢朝鏖戰(zhàn)北疆的，如王昌齡《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憑吊秦漢史跡，抒發(fā)王朝興亡、世事滄桑的歷史感慨，表達揚善除惡的社會理想，鞭撻黑暗暴政，企盼開明盛世，是這些詠史之作最常見的主題。在詠史詩中，秦朝君臣多充當了殘民以逞的反面教員，而漢史則被寄托盛世之治的社會憧憬；在不少作品中，秦漢也被用來作為影射批評當下政治與社會問題的標的。
在俗文化領域，兩漢史事則成為歷代民間文藝的重要母題。在敦煌唐文獻殘卷中，就發(fā)現有俗講、變文等話本，這是流行于唐代以來寺院中的說唱體作品。其中有不少取材于西漢立國傳說的變文詞文，如《大漢五年季布罵陣詞文》等。這些話本塑造了大義凜然的王陵母，聰明機智的季布，豁達大度的漢王劉邦，暴虐無道的霸王項羽。近年來，專家學者從俄國收藏的敦煌文獻中，又發(fā)現了《漢王與張良》故事殘卷以及《漢將王陵變文》、《王昭君變文》等。據唐人著《樂府雜錄》載，當時的俗講大家文淑講唱時“聽者填咽寺舍”。這類作品運用民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說唱秦漢故事，化典雅為通俗，變雅言為俗語，使歷史從廟堂走向民間。
宋元以降，在城鎮(zhèn)的勾欄、瓦舍中，小說、講史等新興的文化樣式不脛而走。講史的特色是開端有開場詩，末尾有散場詩。語言以講說為主，半文半白，敘事中常常穿插奏章、詩詞等。北宋的講史，主要有說《漢書》、《三國志》、《五代史》三種。講說《漢書》是其中風行的題材之一，南宋洪邁在《夷堅志》丁集卷三中記述道：“四人同出嘉惠門外茶座中坐，見幅紙云：‘今晚講說漢書’。”南宋劉克莊《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十詩作云：“兒女相攜看市優(yōu)，縱談楚漢割鴻溝。山河不暇為渠惜，聽到虞姬直是愁�！甭犝呷肭槿霊�，為古人擔憂的情狀躍然紙上。至今，尚存有宋版《秦并六國平話》、《前漢書平話》、《呂后斬韓信》和《三國志平話》。到了明代，形成章回長篇演義體小說，如《西漢演義》、《按鑒全漢志傳》等。特別值得提到的，是漢末逐漸拉開帷幕的三國風云，很早就引起后世文人的關注，經過歷代文人的藝術加工和社會傳播，最終結晶為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這部文學巨著，衍生出一系列三國戲曲，蔚成大型文化成果。
兩漢史事也很早就被搬上戲曲舞臺，早在唐代參軍戲興起時，就有《樊噲排君難》，表現劉邦和項羽鴻門相會的情節(jié)，是為古代戲曲中最早的秦漢題材作品。唐代木偶戲中也有表演鴻門宴故事的。元代出現許多取材于漢初故事的戲文、雜劇，如余仁杰《蕭何月下追韓信》、馬致遠《漢宮秋》（王昭君故事）、宮天挺《嚴子陵垂釣七里灘》、秦簡夫《趙禮讓肥》等。明代雜劇中有《昭君出塞》、《和戎記》等。元明兩朝上百部《史記》戲中，秦漢題材占了很大比例。清代戲劇中有《卓女當壚》、《河梁歸》（李陵歸漢滅匈奴故事）等，京劇劇目中最負盛名的有《霸王別姬》、《張良歸漢》、《文君當壚》等。以西漢王昭君史事為例，從《漢書》的原始記載開始，歷代衍生的戲劇層出不窮。據統(tǒng)計，王昭君主題的明清戲曲選本現存17種，共有28個出次的選折。其中有陳與郊《昭君出塞》、汪廷訥《妃怨》、陳宗鼎《寧胡記》、王元壽《紫臺怨》、尤侗《吊琵琶》、薛旦《昭君夢》和周文泉《琵琶語》等。一代代戲曲作家借昭君和親舊題，融入時代新識，抒發(fā)強烈的個人感情，表達著不同時代的審美情趣和理想。
學人常說，中華民族是一個極富歷史意識的文化民族，信哉斯言！以國人發(fā)達的“崇古”、“好古”的歷史意識為深層驅動力，由兩漢史學題材所衍生出來的大量詠史詩歌、講史平話、歷史演義和戲曲作品，承載不同時代的價值訴求和文化表達，滿足了各個社會階層的精神渴求，匯聚為傳統(tǒng)文化長河中的一支巨流。借助于上述方式和渠道，兩漢歷史以今人難以想象的涵蓋力、滲透力和統(tǒng)攝力，進入民眾觀念世界之中。明代文豪袁宏道云：“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婦，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談及劉季起豐、項羽不渡烏江、王莽篡位、光武中興等事，無不能悉數顛末，詳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徹旦，幾忘食忘寢�！睆倪@個意義上說，研習兩漢史學已經超越了單純了解或攻治斷代史學的專業(yè)意義，不了解兩漢史學，就無法真正了解我國中古社會和傳統(tǒng)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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