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府詩研究的困惑與突破-—王輝斌教授訪談錄

    羅祖文王輝斌教授簡介：王輝斌，1947年9月生，男，襄樊學院文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文學文獻學、佛教文學�，F(xiàn)任中國孟浩然研究會會長，中國李白研究會理事，中國杜甫研究會理事，中國樂府學研究會理事，四川省李白研究會顧問，湖北省李白研究會副會長，湖北省古代文學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等學術職務。已出版著作：《先唐詩人考論》、《孟浩然研究》、《孟浩然大辭典》（主編）、《王維新考論》、《李白史跡考索》、《李白求是錄》、《杜甫研究叢稿》、《唐人生卒年錄》、《唐代詩人詠湖北》、《唐代詩人婚姻研究》、《唐代詩人探賾》、《全唐文作者小傳校考》、《唐代文學探論》、《唐宋詞史論稿》、《宋金元詩通論》、《四大奇書研究》、《唐后樂府詩史》。并在《民族文學研究》、《文學遺產(chǎn)》、《學術界》、《四川大學學報》等全國中文核心刊物、CSSCL刊物發(fā)表論文近100篇。其古代文學論文的高被引指數(shù)分別排名全國第一（2008年）、全國第二（2007年），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單刊轉載率全國第一（1995年），湖北省古代文學著作入選《中國文學年鑒》第一人（與另一著作作者并列）。應邀在山西師范大學、臺灣淡江大學、中山大學等高校作為多次學術報告與演講�，F(xiàn)正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樂府詩批評史”的研究工作。

    羅祖文博士后（以下簡稱“羅”）：樂府詩是中國古代詩歌的重要組成部分，宋人郭茂倩首次將北宋以前的樂府詩進行了搜集整理，并編成了百卷本的《樂府詩集》，使之蔚為大觀。因此，學術界大都認為，研究郭茂倩的《樂府詩集》，實際上就是對北宋以前樂府詩的研究，您對《樂府詩集》有何評價？當前學術界對樂府詩的研究又處于一種怎樣的狀態(tài)？王輝斌教授（以下簡稱“王”）：中國古代的樂府詩，就其發(fā)展的時間跨度來說，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即一為漢唐階段（約1200年），一為唐后階段（共951年），前者時期的樂府詩稱為之“漢唐樂府詩”，后者時期的樂府詩則被稱為“唐后樂府詩”。郭茂倩搜集整理并編成的《樂府詩集》，其中無論是古樂府（舊題樂府）抑或新樂府（新題樂府），即皆屬于漢唐樂府詩的范疇�！稑犯�詩集》作為一部詩歌總集，或者說第一部樂府詩總集，它的問世，對于中國詩歌史抑或中國文學史而言，都稱得上是一件大事。正因此，自民國以來許多從事漢唐樂府詩研究的研究者，都將其研究的視野投向了《樂府詩集》，且推出了一批令人矚目的成果，其中如王易《樂府通論》、羅根澤《樂府文學史》、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王運熙《樂府詩述論》、楊生枝《樂府詩史》、孫尚勇《樂府文學文獻研究》等，即皆為這方面的優(yōu)秀之作。但是，郭茂倩的《樂府詩集》也是存在著很多問題的。因為時間關系，我這里只舉兩個例子，以窺一斑。其一是以音樂為分類標準的問題。大家都知道，郭茂倩在《樂府詩集》中以音樂為分類標準，將他所搜集到的5000多首樂府詩分為了12類，即“郊廟歌辭”、“燕射歌辭”、“相和歌辭”、“清商歌辭”、“近代曲辭”、“新樂府辭”等，但由于其賴以分類的“音樂”存在著不精、不明、不清、不實等諸多方面的弊端，而使其所分之類令后人多難以接受。而且，李唐時期樂府詩的音樂，誠如四庫館臣所言，在宋即已失傳，至于唐以前的樂府詩的音樂，就更是早已失傳了。這一事實的存在表明，生活于南宋初期的郭茂倩，是根本不可能見到或聽到唐及其前的“樂府音節(jié)”的，則其所謂的“音樂”分類，就自然是難以符合樂府詩與音樂關系的歷史真實了。所以，后人如吳萊、胡翰、左克明、馮班等人，即均對郭茂倩的“音樂”分類進行了嚴厲批評與斥責，有的則另起爐灶，重新編集。其二是對新題樂府的界定所存在的問題。對于什么是新題樂府（新樂府），中唐時期的元稹、白居易著眼于各自的藝術實踐，在《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并序》、《樂府古題序》、《與元九書》、《新樂府并序》等文中，早已言之甚明，但郭茂倩卻以“唐世之新歌”對其進行了重新定義，認為凡屬“新歌”者，即可稱之為新樂府，但對于什么是“新歌”，或者說“新歌”的本質特征是什么，其具體又何所指等，郭茂倩卻并沒有講。這兩個例子足以表明，郭茂倩對于新題樂府的認識，與元稹、白居易二人著眼于藝術實踐之所言，是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的。而事實上，郭茂倩對新樂府的認識，不僅與唐代的元稹、白居易存在著差異，并且與宋代的姚鉉、李昉等人也是大相區(qū)別的，對此，我曾做過專門的考察。所有這些，都應是導致《全唐詩》中數(shù)以千計的新題樂府未被郭茂倩收入《樂府詩集》的原因所在。

    而應引起注意的是，郭茂倩《樂府詩集》雖然存在著許多問題，有的甚至是十分嚴重，但時下凡以《樂府詩集》為對象進行漢唐樂府詩研究的研究者，卻又幾乎都是在對這部樂府詩總集唱贊歌，即研究者們的研究思路，大都是依附著千年前郭茂倩的思路而為的，而無一是在對其作“逆向思維式”的考察。

    即是說，時下的樂府詩研究者，不僅都是在圍繞《樂府詩集》轉圈子，而且都是在說《樂府詩集》“如何好如何好”之類的話，即使是輯佚訂補《樂府詩集》之逸詩者，也毫不例外。這種研究現(xiàn)象的存在，表明了時下的漢唐樂府詩研究者，在學術識見、學術視野等方面，是很難與元代的吳萊、胡翰、左克明等人相提并論的，這樣看來，則其于《樂府詩集》的研究有欠深入與全面，也就自不待言。雖然，吳萊等人對《樂府詩集》的批評不無可議之處，但迄今為止，卻沒有任何研究者將其研究的視角投放在這方面，這是頗令人遺憾的。其實，從多維立體的角度進行審視，對《樂府詩集》作一些實事求是的“負面”研究，乃是大有必要的，而且這種研究與那種“贊歌式”的研究相比，顯然要深刻得多與嚴謹?shù)枚唷Ｒ驗橹挥羞@樣，我們才能夠認識與弄清楚存在于《樂府詩集》中的種種弊端，才可對《樂府詩集》作出更加符合其歷史真實的研究。

    所以，凡以《樂府詩集》為讀本對象進行漢唐樂府詩研究者，首先所要做的工作，就應是從“反”的角度對《樂府詩集》進行多維透視，之后才可在此基礎上將其作全方位的研究。而且，存在于《樂府詩集》中的這方面的研究對象，也是相當多的。比如，對《樂府詩集》中的“音樂”如何定性，如何檢驗；郭茂倩“音樂”分類的依據(jù)是什么，其賴以分類的“音樂”是否符合漢唐各個時期的歷史真實；在“樂府音節(jié)”于唐已難考、于宋“已失其傳”的文化背景下，郭茂倩又是如何進行“音樂”分類的，其“音樂”又是從何而來，可靠程度又是如何；《樂府詩集》中“近代曲辭”與“樂府新辭”之“雜題樂府”的區(qū)別是什么；“近代曲”之“曲”與“雜題”之“曲”的同異關系如何，其具體又表現(xiàn)在哪些方面；《樂府詩集》所收之樂府詩與《文苑英華》中的“樂府”為什么會存在著區(qū)別，其中的原因又何在；郭茂倩為什么對《全唐詩》中數(shù)以千計的新樂府視而不見，其新樂府觀與元稹、白居易相比較又究竟存在著哪些實質性的區(qū)別，這些區(qū)別對于認識與輯錄唐代新樂府又產(chǎn)生了哪些負面影響，等等。所有這些，都是為漢唐樂府詩研究者所首先要進行考慮的，但時下對于《樂府詩集》所作的種種研究，卻并無涉此者。

    此外，從“樂府學”的角度言，加強對《樂府詩集》進行接受史、影響史方面的研究，也是甚有必要的。

    而且，立足于這一視角進行研究，也必將會成為今后研究《樂府詩集》或者說研究漢唐樂府詩的一種發(fā)展方向，因為著眼于接受史、影響史的角度研究古代文學，已成為時下的一種趨勢，且推出了一系列令學界矚目的成果。所以，如果只是一味地對漢唐樂府詩作“原地踏步式”的研究，或者是仍然進行“贊歌式”的研究，那么這種研究之所獲，充其量也只能被目之為“翡翠蘭苕”。而令人深感遺憾的是，時下的許多漢唐樂府詩研究者，出于其畢業(yè)論文之撰寫與職稱評聘等目的，都沾沾自喜于這種“翡翠蘭苕”之中，并樂此不疲。僅就這方面言，這不能不說是存在于漢唐樂府詩研究中的一種無奈與困惑。

    羅：就您所介紹的情況看來，當前的樂府詩研究，或者說對漢唐樂府詩的研究，確實是存在著不少問題的，這是時下與今后的樂府詩研究者都應引起注意的。但文學發(fā)展史的實況告訴我們，唐以后的宋、遼、金、元、明、清六朝之樂府詩創(chuàng)作，也是蔚為壯觀的，其發(fā)展的實況又究竟如何？唐后樂府詩與漢唐樂府詩相比又具有哪些區(qū)別？為便于把握與認識，請您對此也作一些介紹與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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