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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國際漢學的趨勢與偏向
二戰(zhàn)前后，海外中國研究截然兩分。要言之，前此重古代和文獻學（或語文學）方法，后此則重近現(xiàn)代和社會科學（含人類學）方法。這一變化自有其必然與進步，但上升的螺旋之下，也不免曲折起伏，在一定程度上打斷了前人由四裔而本土的努力，使中國研究重歸舊途。由此帶來的四裔偏向，既表現(xiàn)為研究方面，更在于研究方法 ，從而導致該領(lǐng)域的表面繁榮與潛伏隱憂。從具體的人脈關(guān)系探討其變化的脈絡(luò)，以及中外學術(shù)界的相互影響與隔膜，不僅有助于把握未來趨向，更為建立中國研究的學術(shù)大道所不可或缺。
第一節(jié) 由域外到本部
如果說戰(zhàn)后美國的中國研究后來居上，戰(zhàn)前的國際漢學界卻幾乎是法國的一統(tǒng)天下。1920年代留學法國的李思純一言以蔽之曰："西人之治中國學者，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 本世紀初的國際漢學泰斗沙畹（Edouard chavannes）認為，中國學是由法國傳教士所開創(chuàng)，并由法國學者雷慕薩（Abel Remusat）與儒蓮（Stanislas Julien）等人所組成的一門科學。傅斯年則稱："中國學在西洋之演進，到沙畹君始成一種系統(tǒng)的專門學問。" 沙畹以后，西洋中國學的大師分為巴黎與瑞典兩派，而后一派的臺柱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學術(shù)淵源仍是師承沙畹"。此外，在蘇俄、美國漢學界位居顯要的阿列克（V.M.Alexeif）和葉理綏（S.Eliseeff），也是巴黎學派的弟子門生。因此戴密微（M.Paul Demieville）說："中國學在西方，在骨子里仍是一門法國的科學。"留法社會學者楊 亦稱："'中國學'不僅是一門西洋的科學，而且還幾乎可以說：它是一門法國的科學。" 領(lǐng)導巴黎學派正統(tǒng)的伯希和（Paul Pelliot），自然成為國際漢學界的祭酒。
漢學在歐洲登堂入室，成為本國學術(shù)的一部分，得益及體現(xiàn)于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兩個方面，其一，學者的專門化。"從前歐洲研究東方學的人，大半是'海關(guān)上的客卿'、'外交機關(guān)的通事翻譯'或'傳教師'出身，本人既不是嚴格的科學家，也不是素來即有志研究東方學問，所以他們初期的著作，比較本國的學者，往往稍欠精確。比方史料來源的批評，鑒定史料的可信程度，在德國自尼博爾（B.C.Nibuhr）、欒克（L.von.Ranke）以后，史學家對史料的來源、記載、口傳、與古物的分別，清清楚楚，一毫不茍。對于記載是原形抑或副本（外部的批評），著作人是否愿意報告實事（內(nèi)部的批評），都是慎加選擇，寧缺疑，不愿輕信。" 而德國地質(zhì)學家李�；舴遥‵.F.Richthofen）不懂漢語，竟寫成多卷本巨著《中國》（China，Ergebnisse eih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undeter Studien），對中國地礦學研究貢獻甚大，但引據(jù)謬誤極多，對德國漢學反有不良影響，"投機作品，如雨后春筍，一似漢學著書為不學而能者。" 這種狀況到沙畹時開始轉(zhuǎn)變，用伯希和的話說："夫中國有史三十世紀而迄未間斷，其雄偉深奧，確可成一獨立學科而有余，蓋非久涉獵之士，不經(jīng)訓練所能操觚者矣。" 西洋正統(tǒng)學術(shù)方法被運用于中國研究。因而與一般情況相比，"近來法國'河內(nèi)派'-法國的沙畹、伯希和、馬斯柏樓（Henri Maspero，通譯馬伯樂）等都在安南河內(nèi)久任教職-自然比較算是例外" 。1919年1月，法國總統(tǒng)在商業(yè)地理協(xié)會印度支那部演說時稱："法國研究中國，已自從來之散漫狀態(tài)中成為一般學術(shù)上之正統(tǒng)，而認為一科；是故研究中國者，正所以為法國之學術(shù)。" 視漢學為法國的"國學" 。
其二，重視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沙畹、伯希和之前甚至與之同時，"不少的西洋漢學家，每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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