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馮友蘭的“釋古”論文

【內(nèi)容提要】論文系統(tǒng)考察了馮友蘭“釋古”的理論和實踐以及與王國維“證古”的關系，認為馮友蘭的“釋古”與“信古”、“疑古”并非同類的問題，不能與“信古”、“疑古”相提并論；馮友蘭的“釋古”較胡適的“疑古”疑得有過之而無不及，現(xiàn)行的中國哲學史排隊的錯誤，主要是由馮友蘭系統(tǒng)完成的；馮友蘭的“釋古”與王國維的“證古”對待“歷史舊說”的態(tài)度基本不同，王國維是在基本肯定“歷史舊說”的前提下，以“地下之新材料”對“歷史舊說”進行補充和修正，而馮友蘭“釋古”的基本傾向還是疑古。因此，不能高估馮友蘭“釋古”說的意義。 

【關鍵詞】馮友蘭  釋古  疑古  證古 

引言 

針對二三十年代學界流行的疑古思潮，馮友蘭先生從1935年5月到1938年9月，多次撰文闡述了他的“釋古”觀[1]。其要點是：一、將中國當時研究古史的觀點分為信古、疑古、釋古三派。二、以信古、疑古、釋古為研究中國古史“態(tài)度”“進步”的“三個階段”。三、認為釋古“介于信古與疑古之間”，“釋古便是”信古與疑古“這兩種態(tài)度的折衷”[2]，具體說，“‘釋古’一派，不如信古一派之盡信古書，亦非如疑古一派之全然推翻古代傳說”，“須知歷史舊說，固未可盡信，而其‘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煞”[3]。四、認為“‘信古’、‘疑古’、‘釋古’三種趨勢，正代表了‘正’‘反’‘合’之辯證法，即‘信古’為‘正’，‘疑古’為‘反’，‘釋古’為‘合’”[4]。

馮氏之說，在當時學界影響頗大。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概述十九世紀末期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中國史學研究的新進展，就引證了馮友蘭信古、疑古、釋古的三分說，并對其釋古的理論和實踐發(fā)表了自己的評論[5]。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基本接受了“釋古”說，認為“歷史家之任務，本在研究具體之歷史，既得真實之史料，自當據(jù)科學史觀或整個歷史過程學說以為概括之解釋，此釋古之說之所以尚也。吾人必先‘疑古’‘考古’而后終之以‘釋古’，然后史家之能事盡矣”[6]。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史學界和哲學界在反思疑古學說和評價馮友蘭對于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貢獻時，都注意到并較高地評價了馮友蘭的釋古說[7]。這些評價，第一，認同了馮友蘭的“釋古”理論，認為馮友蘭提出的“釋古”說是對“信古”說和“疑古”說的超越，是“走出疑古時代”的濫觴；第二，肯定了馮友蘭的“釋古”實踐，認為馮友蘭對中國哲學史史料的處理，是其“釋古”方法運用的典范，代表了“合的階段”；第三，將馮友蘭的“釋古”說上溯至王國維和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其他導師，甚至認定“釋古”是清華學派治學的特色和傳統(tǒng)。

這些分析大多言之有理，持之有據(jù)。但筆者也有另外一些不合時宜的意見，考慮再三，還是發(fā)表出來與諸位師、友商榷。

一、“釋古”的實踐 

一種理論的正確與否，既可用邏輯分析的方法進行檢驗，也需從實踐運用的效果上進行考察。馮友蘭先生的“釋古”，從理論到實踐都有一些問題值得檢討。

我們先來看馮友蘭先生的“釋古”實踐。

    馮友蘭先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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