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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股市“非均衡二元結構”的調整
其實，大股東欺壓小股東的問題早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在20世紀30年代，經濟學家伯勒和米斯就指出，假如某個大股東擁有公司大于20%的股份，而其他股權是分散的話，這種公司就稱為“少數(shù)操縱型”，股東之間的地位必然極不平等。世界經合組織(0ECD）在1998年擬定了《公司治理結構原則》，第一條就是關于處理管理層與股東，或是公司內部人（管理層和控制性股東）與外部股東的關系。為了防止控股大股東欺壓小股東，各國公司法一般都規(guī)定了在控股達到一定程度以上時，大股東必須發(fā)布“收購要約”。例如，我國《證券法》第81條規(guī)定：“通過證券交易所的證券交易，投資者持有一個上市公司已發(fā)行的股份的30%時，繼續(xù)進行收購的，應當依法向該公司所有股東發(fā)出收購要約。但經國務院證券監(jiān)管機構免除發(fā)出要約的除外�！庇纱丝梢�，我國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現(xiàn)狀，實際上是與《公司法》的這一規(guī)定相沖突的，都是要請求豁免的。國有股的“非流通 導致中國股市投資行為扭曲
在談到完善國有企業(yè)公司制改革和規(guī)范證券市場時，人們更多地關注的是國有股減持問題。其實不然，國有股的流通問題才是一道最難逾越的鴻溝，是中國股市的癥結所在。因為只要國有股可以流通，國有股減持的問題就迎刃而解；相反，如果國有股減持了但仍不可流通，中國股市還是難以規(guī)范。
由于國有股不能流通，使得國有股與普通投資者的獲利方式不同。社會公眾股股東可以通過二級市場股票交易而獲利，而國有股不能在股市交易，除了分紅只能通過場外協(xié)議轉讓來獲利。由于兩部分股東獲利方式不同，致使他們的投資行為也完全不同。社會公眾股股東的投資行為與國外投資者沒有什么差別，他們時刻都在關心著公司的業(yè)績與股價的升跌。而由于國有股不能在二級市場上流通，致使國有股股東的投資行為發(fā)生了很大的扭曲。
其一，他們并不關心股價的走勢，因為股價的升跌與他們的利益無關。這種理念也直接傳導到由政府部門委任的高層管理人員身上。如北京某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從40多元跌至10元，廣大投資者叫苦不迭，中央電視臺記者詢問該公司董事長如何面對股東的怨憤時，他不痛不癢地說：“有人說預測股市是瘋子、預測匯市是傻子，我既不想做瘋子，也不想做傻子�！痹囅�，如果大股東的股票可以流通，如果給予經理人員以股票期權，他還會這么說嗎？
其二，他們也沒有要求現(xiàn)金派息的強烈愿望，因為大股東本身就是傳統(tǒng)的國有企業(yè)，“投資約束軟化”使得國家并沒有對他們提出明確的贏利目標。例如，2000年五糧液每股贏利高達1.60元，當廣大投資者在股東大會上翹首以盼現(xiàn)金分紅時，大股東卻置之不理，決定不分紅、不轉增。中小投資者只能氣憤地用退場、放棄投票權來表示抗議，但這又有什么用呢？
那么，非流通國有股股東的行為目標是什么呢？他們的眼光不是盯在股價的提升上，而是盯在了通過股市來“圈錢”。這是因為：
(1)通過股市來籌集資金，可以擴大企業(yè)的規(guī)模，提高自己的地位；
(2)可以為母公司提供大量現(xiàn)金；
(3)可以提升公司的每股凈資產值，從而提高國有股的協(xié)議轉讓價格，等等。因此，公司大股東對上市公司的增資擴容具有極大的內在沖動，具有融資的“饑渴癥”，而增發(fā)新股、配股和發(fā)行可轉換公司債券是常被采取的手段，也被股民們稱為股東利用上市公司“圈錢”的三大陷阱。
其中，增發(fā)新股使得公司的利潤被大大攤薄，對股價的殺傷力也最大，多數(shù)股票在決定增發(fā)會“跳水”10%以上，老股東對增發(fā)怨聲載道，而大股東卻樂此不疲，因為股價下跌與他們無關痛癢。近年來，由于證監(jiān)會規(guī)定配股價不得低于近期平均股價的70%，而大股東由于持股成本很低，常常放棄配股權，而投資者處境則十分尷尬，配與不配都要吃虧。所以，高價配股的殺傷力也很強，股價跌破配股價屢見不鮮。發(fā)行可轉換公司債券，在國外是公司籌資的較好辦法，為了保護原股東的利益，轉股價格應高于市價（一般要高出20%以上）。而我國第一只上市公司的可轉債——上海機場轉債，為了順利發(fā)行，其轉股價是10元，反而低于11元左右的市價，使原股東利益受損。
我們不能埋怨某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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