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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死了，啟蒙萬歲！(下) -評汪暉關于“中國問題”的敘說
汪暉對”科學主義”的反思，立基于他對西方啟蒙理性觀念以及當代批判理論家對”理性”觀念的反思的省察：”從歷史角度看，’理性‘一詞早已失去了它的單義性，不過就啟蒙的傳統來說，18世紀浸染著一種關于理性的統一性和不變性的信仰，即在一切思維主體、一切民族、一切時代和一切文化中理性都是同樣的。宗教、道德、理論和各種現實是可變的，但這種可變性中卻隱含著堅實的同一性，這就是理性的真正本質……就批判理論來說，理性與主體的自由互為先決條件，即理性以主體的自由為前提，自由也以理性為條件，主體依靠理性能力獲得自由（對知識的認識），而自由又依賴主體的解釋�！保�44］他引述哈貝馬斯對韋伯”三個自由領域”的解釋：”……現代文化的特征是把宗教與形而上學的基本問題分為三個自由的領域，即科學，道德和藝術……自18世紀以降，舊有世界觀所遺留下來的問題被整理為有效性的特定形式：分別是真理、正義、真實和美。這些有效性可以被視為知識問題、正義問題、道德問題和審美問題來理解。因此科學的論述、道德理論、法理學、以及藝術的批評和創(chuàng)造都隨之而正規(guī)化起來……于是產生了認識－－工具的，道德－－實踐的，和審美－－表現的合理性等三個結構。”［45］他進一步闡發(fā)這一思路：”自胡塞爾以來，哲學和社會理論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反思這種建立在實證主義基礎上的事實／價值分裂，進而試圖克服經驗／規(guī)范的斷裂，彌合由此派生的理論與實踐的分離。這一努力集中于哲學的層面，表現為不同的形式和方向，但核心問題是清楚的，即重新構思理論真理的概念，建立真理與自由之間的內在的關系”［46］。基于上述理解，針對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主要借助于英美自由主義思想資源對”社會主義的謬誤”及其認識論根源－－”科學主義”的批判，汪暉指出：”中國知識界沒有來得及深入地研究這一問題在西方思想中的淵源脈絡及其歷史含義，也沒有考慮中國近代思想及其文化淵源的現代意義，便根據中國思想與經驗主義傳統的差異展開對中國現代思想的歷史批判”［47］。
從認識論的反思進入社會理論反思，針對 1978年以來漢語學界的”啟蒙理性”敘事以及持”古典自由主義”立場的學者對哈耶克思想的闡發(fā)，汪暉進一步指出：”……當人們把市民社會、自由市場以及個人權利的范疇作為與’國家‘及其極權主義對立的范疇運用時，沒有追問’社會‘、’市場‘和’個人‘是否像’國家‘一樣也是一種’科學規(guī)劃‘的結果，……這些理論家通過批判近代中國思想中的’科學主義‘，重申傳統自由主義的國家／社會、計劃／市場二元論（即認為國家是規(guī)劃的結果，而社會和個人是自然的存在），卻沒有了解，即使在他們最喜歡援引的哈耶克那里，自由也’不是一種自然的狀態(tài)，而是一種文明的造物‘……如果’自生自發(fā)秩序‘可以等同于某種特定的社會形態(tài)，那么，’自生自發(fā)‘的含義就極為可疑。這一理論上的暖昧導致了明顯庸俗化的意識形態(tài)后果，這就是：把現實或歷史中的’市場‘、’社會‘范疇看作是與’國家‘范疇截然對立的、自由的和自發(fā)的范圍，……然而，我的看法與此完全相反：現代市場秩序和社會秩序不是自然演化的結果，而是有意識的創(chuàng)制；現代市場社會也不能被自明地看作是一種’自生自發(fā)的秩序‘，相反，它是對’自生自發(fā)秩序‘（包括舊有的市場關系和社會關系）的規(guī)約、控制和壟斷，從而’市場‘和’社會‘本身同樣隱伏著專制的根源�！保�48］同樣，對科學主義的批判在汪暉看來也還沒有超越”科學／非科學”的兩分法，沒有真正意識到科學起源自身已經包含了”技術”以及對世界（包括社會）實施控制的”意向性”。像尼采和�？履菢釉儐枺骸薄@種’真理的意愿‘的歷史是什么，它的后果如何？它與權力的關系如何交織在一起？……因此，需要檢討的不僅僅是對科學的’誤讀‘，而是科學作為一種社會關系的特性”［49］。
對哈耶克”自生自發(fā)秩序”的反思，特別是對這一觀念的西方來源的反思，汪暉批評哈耶克的方法論個人主義說：”這種方法論的個人主義與社會科學的’主觀主義‘緊密相關。。。哈耶克對科學主義的批判正是建立在社會科學證據的’主觀的‘特征之上的�！保�50］他在此處批評的，是影響了哈耶克思想的奧地利學派的康德主義淵源。但是我在這篇論文里沒有見到汪暉對哈耶克的”個人主義”立場的批評。在他的另一篇也是更加冗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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