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個學習型官員

我認為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事非經過不知難。成為政府官員之后，我對中國社會實際的了解，比一些身居高校的學者更加深切，從原來一個理想、幻覺的空間進入了一個真實的世界。我感到學者不能自戀，不能把目光停留在學術圈內，不能只會批評、破壞，不會建構、創(chuàng)新。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專著（《秩序與漸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依法治國研究報告》，法律出版社2003年出版），是我的法學博士后研究報告。之所以在早已獲得法學教授任職資格之后，還要到中國社科院法學所讀博士后，主要是為了解決兩個問題：

一是改變“出身”。我的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所學專業(yè)均為史學。客氣一點的同仁稱道我具有史學、法學相結合的優(yōu)勢，批評我的人則認為我總是局限于史學專業(yè)（其實，讀史使人明智，沒有一定的史學基礎，是搞不好法學研究的）。盡管我在華東政法學院法學教學和研究領域浸泡了十多年，特別是在《法學》月刊總編的位置上呆了六年多，但史學背景常常在學術論戰(zhàn)中成為個別人抨擊我的“短處”。所以我發(fā)誓要得到一個正宗的法學出身的資格，而且，要尋找中國一流的法學學府作為我的學業(yè)單位，要受業(yè)于中國一流的法學家門下。

二是做一個學習型官員。1999年年底我擔任華東政法學院副院長，2000年10月調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時下人們的為官心態(tài)，依據我的粗略觀察，約有三種：（1）往上做，即謀求官職的不斷升遷。正常的官職晉升，表明了一個人的進步和成就，是可喜可賀的。如果你承認做官是一種正當的職業(yè)，那么你就會承認做官者謀求職業(yè)上的晉升，如同其他行業(yè)的人們謀求本行業(yè)的技術職務晉升一樣，是天經地義、無可厚非的。但做官愈往上做，資源（位置）愈少，機會愈難求，不可能人人都有機會得到同一個位置，總不能像兒歌中說的“排排坐，吃果果。你一個，我一個，東東不在留一下”。因此，愈往上做，人們愈會感到晉升的機會是“可遇不一定可求、可求不一定可得”。所以，心態(tài)要平和，稍安勿躁。（2）往下做，即一心一意為老百姓做好事。往上做，機會愈來愈難求，而往下做呢？資源豐富，機會眾多，中國有13億人，每天給一位老百姓辦件實事，終生也不可窮盡天下百姓。（3）往專做，即做專家型官員，任滿或退休之后仍可繼續(xù)為社會服務，毫無失落冷寂之感。21世紀的官員應該成為學習型、專家型官員，跟上知識經濟時代的步伐。上述三種做官心態(tài)的劃分只是相對而言，或者可以兼而有之，就我個人而言，傾向于做一個學習型官員，而且認為不如此，是做不好事的，也是不能稱職的。當然，我也討厭那種拿著文憑、職稱做秀的現象。

感謝時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現任市委副書記的殷一璀同志，她支持我的決定，并為我的學習和研究提供了方便。她待人寬厚，遇事不推諉，平易近人。在我調入機關之后，從一個高校學者到政府官員的角色轉型中，她起到了很大的引導作用。值此博士后研究報告出版之際，我不能不表達內心對她的感激之情。

李步云、劉海年、夏勇是我的合作導師，他們是我心目中當今中國一流的法學家。能夠受他們指導，我深感自豪和幸福。到了博士和博士后這些層次，從導師身上學到的，更多是風度、智慧與思維，而不僅僅是知識。步云老師的學術寬容、海年老師的學術執(zhí)著和夏勇老師的學術智慧已深深地扎根于我的腦海之中。除了這三位合作老師之外，信春鷹、張志銘、劉作翔作為整個導師組的成員，也給了我許多重要的指導。

這份研究報告是我步入中年之后對法律與社會所做的思考，與青年時期所寫的幾本書相比，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自我感覺不像青年時期那樣偏激，而趨于平和。在思維方式上，不僅僅考慮法治發(fā)展本身的邏輯，更注重社會發(fā)展對法治的制約性；不僅僅考慮法治在全球范圍內的共性，更注重它在中國現階段的個性。在治學動機上，不以學術的批判性為出發(fā)點和落腳點，不刻意追求涉世未深的18、19歲的青年大學生的廉價掌聲，而希望切近實際和具有操作性。

我絕不諱言這一變化與成為政府官員有關。但這絕不是有人說的那樣：“你是御用文人�！蔽艺J為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事非經過不知難。成為政府官員之后，我對中國社會實際的了解，比一些身居高校的學者更加深切，從原來一個理想、幻覺的空間進入了一個真實的世界。我感到學者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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