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我國刑事訴訟中的對抗制因素及其合理限度

日本學者野田良之在研究中國法制史和中國法文化時，強調(diào)了中國訴訟文化的非對抗性，他將中國傳統(tǒng)的刑事訴訟稱為上訴或保護性訴訟模式，而將西方的訴訟模式稱為競爭性訴訟模式〔1〕。 日本學者滋賀秀三教授進一步將中國傳統(tǒng)訴訟形態(tài)歸納為“父母官訴訟”〔2〕。 我國法文化學者梁治平先生也指出，對抗需建立在某種文化的共識之上，而維持整個社會的和諧，構成了中國古代法的出發(fā)點�！�3〕

家國傳統(tǒng)與和諧精神，使中國傳統(tǒng)訴訟文化缺乏競爭和對抗的要素。正是由于這種傳統(tǒng)，加上當時的“情境因素”，近現(xiàn)代中國的訴訟形式，雖采用了控辯審分離的近現(xiàn)代訴訟形式，但具體的道路，是傾向于歐洲大陸的訴訟形式，具有明顯的“職權主義”即非對抗制特征，仍然缺乏對抗制因素。

在現(xiàn)代刑事訴訟中，兩種基本的訴訟結構——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即對抗制與非對抗制，存在重要的差別。所謂職權主義的非對抗制模式，其特征是強調(diào)國家機關的職權作用，由偵查階段主張國家具有單方面?zhèn)刹闄嗟膫刹槁殭嘀髁x，到審判階段由法官直接調(diào)查積極審判的法官職權主義，都顯示出一種國家主義傾向。它強調(diào)國家機關正確解決社會沖突的職權和責任，要求這些機關依據(jù)其法律責任查明真相，最大限度的保護各種應當受到保護的社會利益。我國過去的刑事訴訟，從包大人打坐開封府問案，到按照1979年通過的新中國第一部刑事訴訟法審案，雖然由于時代不同在訴訟程序的技術性設置上有重要區(qū)別（如是否允許“大刑伺候”——刑訊取供），卻都是采取國家司法官員依職權主動審問的方式。在這種訴訟方式中，可能因社會的進步賦予被告人自行辯護或委托他人（如律師）辯護的權利，但在法官審問和推進訴訟的條件下，訴訟的對抗性較弱，因為法官掌握訴訟的命運，被告人原則上不能也不宜與法官對抗，而因法官在庭審時直接調(diào)查案件事實，也缺乏控辯雙方進行訴訟對抗的充分條件。

另一種被稱為當事人主義或對抗制模式，則是以控辯雙方的訴訟對抗和法官的中立聽證為審判結構的基本法理。其特點是將訴訟雙方視為法律地位平等的訴訟當事人，并以抗辯即訴訟對抗的方式推進訴訟，并從訴訟對抗中發(fā)現(xiàn)案件真實和妥當解決爭訟。首先，從訴訟關系上看，在這種結構中，檢察官已從法制的“守護人”的角色走下來，實際上成為代表國家執(zhí)行犯罪控訴職能的一方當事人，并與另一方當事人——刑事被告及其辯護人形成一種法律地位平等、訴訟權利對等的相對關系。其次，從訴訟雙方的任務和職能看，控訴方承擔在法庭上對有罪指控進行舉證的責任，辯護方則利用法律賦予的權利極力進行辯護舉證并抨擊控訴方的立證，從而使訴訟抗辯成為庭審的基本內(nèi)容。再次，從查明案情所采取的證據(jù)調(diào)查方式看，對案件事實的調(diào)查不再采用法官直接審問的方式，而是主要依靠控辯雙方進行“交叉詢問”——在證人出庭的情況下，由一方作主詢問，另一方針對主詢問再作詢問，以圖抵消主詢問的作用，主詢問與再詢問可以循環(huán)多次。這就是抗辯式證據(jù)調(diào)查。

中國刑事訴訟制度的改革，既有價值上的考慮，又有技術上的動因。前者是基于這樣一種認識：我國原刑事訴訟結構存在對公民個體權益保護不足的弊端，因此應強化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訴訟權利，同時為他們創(chuàng)造行使這種權利的機會和條件。后者則是認為原訴訟結構以檢察官移送的偵查案卷為審判的基礎，而且法官在正式審判前將全面閱卷，對案件作實質(zhì)性審查，這樣既容易形成有罪認識的先入為主，又使法庭的公開審判流于形式，形成所謂的審判“走過場”�！白哌^場”即制度虛置，而人們普遍認為，法庭審判，是以公平和公開的方式尋求公正訴訟結局的最重要的制度設置。這次修改刑訴法采用了由控辯雙方向法庭舉證的所謂“控辯式”訴訟形式，也就是說，在法庭上，訊問被告、詢問證人、出示物證、宣讀鑒定結論等，都不再以法官為主進行，而主要由檢察官和律師從事這些活動。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控訴和辯護雙方可以相互辯駁（過去只能在法庭辯論階段進行辯駁）雖然保留了法官調(diào)查證據(jù)的權利，但以控辯雙方的舉證和辯論為庭審中查明案情的主要方式，已經(jīng)大大加強了對抗制因素，檢察官在庭審中有某種當事人化趨勢。這實際意味著以弱化職權主義因素、強化對抗制因素為基本特征的訴訟結構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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