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政法治的超社會學分析

　　關于憲政法治問題，人們通常對國內因素考慮的多，關于國情、本土資源、政經體制銜接等等問題，專門的研究汗牛充棟。這樣的研究，都建立在一個必要假設之上，即假設國家處于傳統(tǒng)主權的穩(wěn)定治理狀態(tài)之中。

　　在國際化的時代背景下，傳統(tǒng)的國家主權概念已在發(fā)生細微的變化。國際社會作為一個整體性的力量，在不同領域對各國的傳統(tǒng)主權事務即內政進行干預，經濟、政治、輿論、軍事諸多干預手段，不斷被采納使用。筆者無意夸大此種國家主權的變化趨勢，也同意在通常情況下，國際干預不致引起內政危機的判斷，即干預具有有限有效性。

　　但是，中國作為特殊的分裂國家，地理上的統(tǒng)一未能完成，兩岸的政治博弈，即不同社會組織型態(tài)的勢力角力不可避免的情況下，一場危機正在醞釀之中。作為已經完成社會現代性重組的彼岸社會，對兩制的拒絕，使和平談判失去了周旋的余地。此岸和平方式的用盡，打下了巨大危機的基礎。

　　筆者不愿去過度揣測其后的發(fā)展，作為熱愛和平的人，唯望局勢不要惡性發(fā)展，有損人民安全。因為，一旦出現危機，國際社會的必然性參與，必將突破通常意義的國際干預有限性，在經濟、軍事、政治的大比拼中，弱勢主權必將嚴重受損。即使一再忍讓，終有不可忍受的時刻。在筆者看來，這已非十分遙遠的事情，留待應變的時間，已經十分有限。這實非先知與先覺，亦非癡人之云夢。

　　憲政法治就是在這樣一個逼仄的時空中構想和進行。它的意義在于，它可能優(yōu)于當今軍事備戰(zhàn)的歷史后果，進而可能成為化解未來危機的手段。

　　戰(zhàn)略家說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憲政法治，是當今世界之道，因此吾等必孜孜以求之。憲政法治的根本意義在于建立社會的文明狀態(tài)，為內外社會的長久和平奠定基礎。此種政體的偉大意義在于，它將國民視為平等和不可分割的整體，從體制上消除了巨大內亂的根源，民主的施行，化解了可能引致巨變的社會因素。政治文明消減了社會野蠻。在外部世界，此種政體只有一個敵對勢力，即民主的敵人。而我們都知道，民主的敵人，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共同敵人。施行憲政法治的國家，具有巨大內部統(tǒng)合力、外部接駁性；面對無端的冒犯，亦將在內外人民中形成同仇敵愾 .而我們無視憲政法治之道，僅僅依靠盲動的民族主義，企圖用國家主義的精神進行社會統(tǒng)合，民智將進一步萎縮，人民情緒必將在外部挑戰(zhàn)下不時呈現高昂態(tài)勢。盲動的高昂情緒在高科技社會是一種無助的存在；盲動情緒高昂一次，社會的內在危機也就深入一次。進一步的問題在于，情緒化導致的失智，將會對正確判斷的形成造成障礙。在民族主義的金黃大旗下，巨龍在妄想中騰飛，虛擬出天下第一，因此必然忽略與世界客觀的巨大差距，一直要等到諸如甲午海戰(zhàn)類似的事件出現，盲動民族主義方可泄氣。

　　在筆者的幻象中，已經看到未來海面上，無數的桅桿在搖曳，堅船利炮在追逐。

　　這是對憲政法治的超社會學分析，是危機思考者不得不進行的第三世界學問。

　　回顧歷史，我們發(fā)現法治的超社會學分析十分必要。二十世紀初，本國第一次憲政法治潮流中，正是忽視了超社會學分析，執(zhí)政者發(fā)生了判斷失誤。1908年，清朝政府宣布9年預備立憲期，人為地將立憲確定為1917年左右。但是僅僅3年后，社會局勢就發(fā)生了轟然變化。如果理性地分析，立憲的時空實在有限逼仄，離社會預期僅存2、3年的時光。立憲本為時不我待的要務，是政權蛻變求存的緊要工作。但是，十分遺憾的是，腐敗的統(tǒng)治者已經失去了歷史的方位感，他們還想把獨權的時光纏綿下去，他們不能分析出憲政分子的鼓噪，是社會的心聲，憲政分子不過是社會中敏感于氣候變化的候鳥，是國民和社稷的福寶。而我們也能發(fā)現，盲目追尋預備立憲的御用中外法學者，也正是缺乏對憲政法治的超社會學分析，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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