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位與缺位：警、檢、法

　　刑事訴訟作為國家實現(xiàn)刑罰權的專門性活動，國家權力在刑事訴訟中的運用廣泛而深刻，刑事偵查權、控訴權和審判權在本質上都是國家權力的表現(xiàn)形式。然而權力的本性在于擴張，而且權力的擴張總是通過侵蝕個人權利來實現(xiàn)的；刑事司法權也不例外，強大的國家刑事司法權如果不加限制，必將嚴重侵蝕涉訟公民的基本人權，因此，如何科學、合理地配置國家刑事司法權便成為構建公正的刑事訴訟程序的核心問題。

　　根據(jù)我國現(xiàn)行《刑事訴訟法》第7條的規(guī)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準確有效地執(zhí)行法律�！睋�(jù)此，配合制約原則是調整我國公、檢、法三機關關系的指導性準則，也是我國配置偵、控、審三項刑事司法權力的基本方案。作為我國特有的一項訴訟原則，配合制約原則是我國建國以來刑事司法經(jīng)驗的總結，也是對我國社會現(xiàn)實狀況和當前刑事司法政策的反映。然而，作為一項政策性原則，配合制約原則并不一定完全反映了刑事訴訟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這就使得配合制約原則雖然具備某種現(xiàn)實合理性，但卻可能缺乏法理合理性�？疾飚斍拔覈�警、檢、法三機關的關系，不難發(fā)現(xiàn)，在配合制約原則的指導下，我國警、檢、法關系出現(xiàn)了錯位、扭曲、缺位等不良現(xiàn)象，現(xiàn)象說明本質，我們因此而有理由質疑配合制約原則的法理合理性。

　　一、錯位：配合制約原則下的檢、警關系

　　根據(jù)配合制約原則，我國的檢警關系是一種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關系，它具有兩個特點：一是檢警分立。即公安機關與檢察院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都是偵查權的主體，兩者在偵查刑事犯罪行為的權限上，是分工負責、互相配合的關系，而不存在誰服從誰、誰領導誰的主從關系；二是檢警制約。即在檢警分立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公安機關與檢察院的雙向制約，不僅檢察院有權制約公安機關，公安機關也可以反向制約檢察院。這突出表現(xiàn)在公安機關享有對檢察院決定的提請復議、復核權。根據(jù)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公安機關逮捕犯罪嫌疑人，要提請人民檢察院批準，如不批準，公安機關認為應當逮捕時，可以要求復議，如果檢察院不接受，還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提請復核；對于公安機關移送起訴的案件，人民檢察院決定不起訴的應當將不起訴決定書送公安機關。公安機關認為應當起訴的，可以要求復議，如果意見不被接受，還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提請復核。這種提請復議、復核權的配置說明我國公安機關并不僅限于消極接受檢察院的監(jiān)督，而且可以積極反向制約檢察院的行為。

　　我國在配合制約原則下型塑的檢警關系與國外通行的檢警關系大相徑庭。從國外的作法來看，檢警關系的實質是檢警一體化。即檢察院主導警察機關進行偵查。在檢警一體化體制下，檢察院不僅有權自行偵查，而且有權指揮、命令警察機關進行偵查，檢警一體化實質上是一種檢察院對警察機關的單向制約機制。在大陸法國家，檢察院集偵查權和控訴權于一身，檢察院是法定的偵查權主體、形式上的偵查機關；而警察機關作為實質的偵查機關，僅僅是為幫助檢察院行使偵查權而設的“輔助機關”，警察機關的任務就是協(xié)助檢察院偵查犯罪或受檢察院的指揮、命令偵查犯罪。在偵查程序中，承擔控訴職能的檢察院是主導和中心，檢察院不僅可以自行偵查，而且可以命令、指揮警察機關偵查犯罪。如在德國刑事訴訟法中，警察所起的作用，始終受到限制，僅是一個檢察院的輔助機構�！兜聡�刑事訴訟法典》第163條規(guī)定，在偵查刑事犯罪行為范圍內，警察只負擔著輔助檢察院的責任，只能作出“不允許延誤”的決定，對自己的偵查結果應當“不遲延地”送交檢察院，由檢察院進行進一步的偵查。德國的檢察機關享有自行偵查權和偵查指揮權，一個案件，檢察機關既可以自行偵查，也可以將案件交付警察機關進行偵查，警察機關在進行偵查時負有迅速向檢察官報告?zhèn)刹榻Y果的義務。如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61條明確規(guī)定：“檢察官可以向一切公共機關收集情報，除了宣誓下的訊問外，可以進行各種偵查，或者交付警察機關及其他人員偵查。警察機關及其他人必須執(zhí)行檢察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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