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程序價值觀

　　在謀求法律現(xiàn)代化的努力中，我國終于醒悟到了程序正義的重要性并因此而興起了法律程序革新的浪潮。庭審制度的改革方興未艾，尤其刑事訴訟程序偏向于保護被告人權的改革令舉世矚目�！缎姓�訴訟法》的通過與實施第一次輸入了行政行為也要遵守正當程序的觀念，它直接導引了以后幾個重要法律的問世，并且已經(jīng)把制定統(tǒng)一的行政程序法提到了議事日程上。

　　法律程序的變革同時也是價值觀的轉變、新型話語的移植與創(chuàng)生。近年來我國時有新作論及法律程序的價值，本文亦試圖為此工程添引一磚石。

　　法律程序的價值可以分為兩種：一是作為達求良好結果的手段，二是程序自身的德性。因此，評價某種法律程序有兩條標準：一是“結果有效性”（good result efficacy ）， 二是“過程價值有效性”（process value efficacy）〔1〕。 偏重前者的觀點可簡單稱為程序工具主義，偏重后者的稱為程序本位主義。

　　一、結果好什么都好：程序工具主義

　　現(xiàn)代社會，尤其是1970年代以前，不管是在思想領域還是在行動世界都過于強調(diào)結果，而把程序純粹看成實現(xiàn)實體法的“功利”的手段。邊沁是這一派的鼻祖，他把“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幸�！痹瓌t應用到法律裁判的分析中，進而指出：

　　“對于法的實體部分來說，唯一值得捍衛(wèi)的對象或目的是社會最大多數(shù)成員的幸福的最大化。而對于法的附屬部分，唯一值得捍衛(wèi)的對象或者說目的乃是最大限度地把實體法付諸實施。”〔2〕

　　這里，邊沁把程序法稱為“附屬性的法”（adjective law）， 因為在他看來離開實體法，程序法就不復存在了，就像一個形容詞不能離開它所修飾的名詞一樣。實體法的好壞可以用功利原則即總體福利來衡量，但是司法程序只能根據(jù)它實施實體法的成敗來衡量，從而間接地根據(jù)制度的功利結果來衡量。這樣，在程序的有效性與整個法律的功利這個根本結果之間就可能出現(xiàn)不一致。如果實體法違背了功利原則，那么不折不扣的執(zhí)行只能使整個法律制度更加遠離功利目標。

　　一般的程序工具主義論者往往忽略程序法與實體法所服務的社會總體福利之間的溝壑而從整體上把程序法看成實現(xiàn)某種功利結果的制度手段。評價一種法律程序規(guī)則的好壞就是看它實現(xiàn)良好結果的有效性，比如，懲治犯罪不力就證明刑事審判程序差（badness）， 反之就證明刑事審判程序好（goodness）。

　　這里的“結果”包括哪些價值呢？或者說，法律程序有哪些實體的價值目標呢？有人從爭議解決程序角度把“結果”簡單地歸類為兩項-真實與正義。〔3〕在一個極端，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重合，兩方的爭議只是認知沖突，各人的目的都是要找出對共同利益有利的解決辦法。舉一個非法律爭議的例子來說，迷失在森林中的人群爭執(zhí)沿哪條路可以走出森林，彼此間只有認知上的沖突沒有利益矛盾。爭議解決程序的目的是找到“真實的”、科學上能有效成立的結果。立法決策、行政決策有些情況下就是通過論證達成科學的結論。與這種認知矛盾相對的是另一個極端，當事人彼此的利益針鋒相對，某種特定的解決方式會使一方的利益最大化，但卻以另一方的利益為代價。對于這類情況下爭議解決方式的檢驗標準不是“正確”與“不正確”，自亞里士多德以來這類爭議解決的目標就被概括為“正義”（Justice）。法律爭議多屬于這類性質(zhì)，民商法爭議尤其典型，比如離婚析產(chǎn)、人身傷害賠償。當然，很多情況下，利益之爭與認知矛盾交織在一起，這稱為“混合型”爭議。人們通常說現(xiàn)代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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