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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的三家注解論文
作為中國文化基本精神的書面載體，儒家學派經(jīng)典之作——《論語》蘊藏著豐富的智慧，是中國人的必讀之書。自漢代“獨尊儒術”以來，經(jīng)學便被提上了一個新高度。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不少人開始研究和詮釋《論語》。因此，從古至今，關于《論語》的注解可謂汗牛充棟，且各家對其內(nèi)容和思想的理解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差異。本文則嘗試著對朱熹的《論語集注》康有為的《論語注》、及皇侃的《論語義疏》中的幾處注解提出幾點粗淺的看法。
一、父母唯其疾之憂。(《為政》)
《論語集注》：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于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于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論語注》：憂，愁也。王充論衡、高誘皆以人子憂父母疾為孝。孝經(jīng)：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憂。曲禮：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蚓，怒不至罟，疾止復故。馬融以父母憂子之疾，是古文家異說，今不從。
關于孔子回答孟武伯問孝的這句話，朱熹的理解是：將“其”理解為人子。具體解釋就是：父母愛子女，常常擔心子女生病。為人子則應體察父母一片愛子深情，要時時愛護自己，保重好自己的身體，遠離疾病，不讓父母擔心。筆者則認為這種說法的說服力不強，因為按此理解，原文一句其實只表述了父母的愛子之心，對于人子體諒父母且以愛己為孝的說法則只是朱子在注解中的順勢推理。如此說來，原文一句孔子并未正面回答問話人何為“孝”的問題，反而有答非所問的嫌疑。因此，筆者認為朱子的這種理解有不合理之處存在。
而對于此句，康有為在《論語注》中則將原句句讀做了改動，認為“父母唯其疾之憂”應校改為“父母，唯其疾之憂”。同時他引用了王充《論衡·問孔》的說法，認為“其”指的是父母，整句的意思大致應為：父母得了疾病，為人子女應時時記掛，以父母病情為憂，這就是孝道。從問答邏輯上講，這種解釋方法相比前一種要稍顯合理，但是從內(nèi)容理解上講卻稍顯膚淺。父母抱恙，人子應以父母病情為憂，這是最基本的盡孝方式，也是人人都懂的一點，孔子何須多言?因此，我覺得這種說法并未揭示出原有的邏輯及意義。
相比之下，朱熹在其解釋后列出的舊說解釋得更合理一些。舊說認為：人子應只允許自己因身體有恙而讓父母感到憂慮，言外之意是，子女不應該做出非法不義之事讓父母憂心操勞，應謹慎自律，懷仁心，行義舉。這種說法與皇侃在《論語義疏》中的說法也比較相似：
其，其人子也。言人子欲常敬慎自居，不為非法，橫使父母憂也。若己身有疾，唯此一條當非人所及，可測尊者憂耳，唯其疾之憂也。
因此，我認為這種把“仁”和“孝”這個兩個《論語》中的基本概念完美聯(lián)系在一起的解釋更能彰顯孔子的育人之道和儒家的理念精髓，相比之下則更完美。
二、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
《論語集注》：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論語注》：包咸曰：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何晏曰：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
這句話指的是孔子所提倡的一種讀書學習方法。關于此句的理解，難點在于“罔”和“殆”兩個字上。各家對“罔”字的解釋都大相徑庭，都將其做“疑惑”之說。然而對于“殆”字的含義，卻存在不同的觀點和看法。朱熹的理解是：只思考不拿出實際行動去學習，就會惶恐不安甚至危險�？涤袨閯t引用了何晏的說法，他認為：只思考不學習，會徒然傷神，精神上會疲憊倦怠。
筆者認為這兩種說法均有不妥之處。我們按著常理去推測，只學習不思考，也就是我們常常說的“讀死書”，會導致學習者不能理解字句中的深刻含義，在實際運用時也會手足無措，也就是會“存疑”會“疑惑”。那么只思考不學習，也就是我們常常說的“空想”帶來的后果是什么呢?會危險?會疲倦?在我看來，二者顯然都不夠貼切合理。一味空想，不吸收他人思想的精華，不去進行實實在在地學習和鉆研，那么思想終究是一個泡影，是一座完全沒有實際支撐的空中閣樓。換言之，自己會一無所獲。因此，我認為把“殆”理解成一無所獲更加符合此句的語境，也更加符合常規(guī)邏輯。
三、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陽貨》)
《論語集注》：此所謂性，兼氣質(zhì)而言者也。氣質(zhì)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于善則善，習于惡則惡，于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zhì)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關于“性”和“習”，朱熹認為：孔子所說的“性”并不是人與生俱來的性。并且在說明理由時引用了程子的話，指出天性就是“理”，“理”不分善惡，所以也就不會被后天的“習”所改變。故而，此處的“性”并不是孟子所提出的人與生俱來的“善”性。對于這種觀點，我并不是很贊同�！抖Y記·中庸》中寫道：天命之謂性�！墩f文》則言：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荀子·正名篇》中也有關于“性”的解釋：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這些都說明“性”就是與生俱來的本質(zhì)，是受于天成的，是無關后天教化的。這一點康有為在《論語注》中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
《論語注》：性者，生之質(zhì)也，兼魂魄而言之。受于天生，而不關于治教者……習有本與家庭，習有由于師友，習有因于……熏染既成，相去遂遠。
因此，這里的“性”和后天受環(huán)境影響所形成的氣質(zhì)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應混為一談生出“氣質(zhì)的性”這樣附會的說法來。
再者，孔子此話之義在于：人與生俱來時的質(zhì)都是一樣的，之所以會走上不同的發(fā)展道路，形成不同的人格，是因為后天的環(huán)境造成的。換言之，他在強調(diào)“后天”的行為養(yǎng)成會對“先天”的自然秉性產(chǎn)生影響。那么“習”是“后天”的，“性”自然就對應的是“先天”部分。因此這里的“性”就是孟子所說的“善性”，是所有人出生時都擁有的。
雖然我對這幾家的注解有存疑之處，但毫無疑問，《論語集注》、《論語義疏》及《論語注》都是研讀《論語》的經(jīng)典讀本，對后世研讀典籍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參考，對《論語》的學術研究也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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