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組織公共性的生長困境及其超越論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日漸走入了一個多元化的時代。多元化時代公共需求的滿足和公共秩序的建構，要求不斷突破以往由國家或者說政府(state) 單一主體承載公共性的一元公共性格局，而不斷發(fā)展出由多元主體共同建構公共性的新型多元公共性格局。社會組織公共性生長，是當代中國新型多元公共性構建的重要內(nèi)容，對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從整體上而言，當前中國社會組織公共性還存在著明顯的不足，社會組織公共性生長面臨諸多制約因素。如何走出社會組織公共性的生長困境，充分激發(fā)社會組織開拓公共性的力量，是當前中國亟須研究的重要課題。
一 社會組織公共性不足的三種表現(xiàn)
在本文的敘述中，社會組織公共性，關注的是社會組織開拓公共性的功能問題，可以通俗地界定為社會組織成員以組織化的形式思考、討論、決定和實行“為大家好”的事情的過程并由此而帶來的“為大家好”的結果。在此所述的“大家”，沒有明確的界限，只是相對于“私人”而言的籠統(tǒng)概念，可以僅僅是指涉組織成員，也可以擴展到社區(qū)、城市、國家乃至于整個人類社會。
社會組織不同于市場組織的最重要特征，在于社會組織受到“非分配約束”，亦即不以營利為目的。然而，當前中國很多社會組織以“獲利”為支配性的動機，披著社會組織的合法性外衣大肆追逐基于民眾自愿捐助以及政府的政策優(yōu)惠所帶來的物質(zhì)利益，背棄非營利性的基本原則，成為變相的市場組織。這樣一種現(xiàn)象，表明社會組織區(qū)別于市場組織的主體性缺失，社會組織的“社會性”被“市場性”所超越，形式上以社會組織為主體而開拓的公共性實質(zhì)上則相當于市場組織開拓的公共性，公共性成為追逐物質(zhì)利益的副產(chǎn)品，社會組織公共性迷失在了市場組織公共性之中。這樣一種現(xiàn)象，具體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
第一，成立動機不純。有些社會組織成立的初始動機就是為了獲利，缺乏基本的公共性理念。有對民辦非企業(yè)單位的調(diào)查顯示，89. 91%的被調(diào)查對象認為應該允許合理回報，而近50%的調(diào)查對象認為“盈利禁止分紅”和“不得從事營利性活動”的規(guī)定是不合理的。
第二，資金運作失范。近年來，一些社會組織出現(xiàn)的侵吞善款、挪用資金、賬目不清、弄虛作假等“丑聞”被媒體頻頻報道，揭示了當前中國社會組織的資金運作失范是一種比較突出的現(xiàn)象。
第三，隱性利益輸送。隱性利益輸送，指的是向具有隱性利益關系的組織或者個人輸送資金或資源。比如，筆者在調(diào)研過程中了解到，有基金會為了滿足《基金會管理條例》對于公益事業(yè)支出的要求出錢資助另外一個具有隱形利益關系的基金會，甚至有基金會出錢資助親朋好友出國留學。
二 社會組織公共性不足的成因剖析
依上所述，“組織外形化”“弱正外部性”和“偏向性生長”是當前中國社會組織公共性不足的三種主要表現(xiàn)。事實上，這三個方面是很難以完全地分割開來的，它們相互地交纏在一起，共同描述著當前中國社會組織公共性不足的現(xiàn)實狀況。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qū)е庐斍爸袊鐣M織公共性的不足? 對此，本文試圖從歷史、文化和制度三個層面來予以深度剖析。公共性與一個國家或者民族的習俗、思想、生活方式等文化層面的因素是密切聯(lián)系在一起的。費曾經(jīng)深刻地指出了中國社會“私”的毛病，認為“私”在中國是比“愚”和“病”更普遍得多的毛病，而之所以會存在著如此嚴重的“私”的毛病，是因為在中國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偏向于“差序格局”而非“團體格局”，受到了差序格局倫理關系文化的深刻影響。所謂差序格局，依據(jù)費孝通的界定，指的是以“己”為中心由近及遠而推開的私人關系網(wǎng)絡。
在這種私人關系網(wǎng)絡中，由于“己”或者說“私”始終位于中心的位置，而“公”只不過是“私”的關系向外拓展的產(chǎn)物，所以基于差序格局而建構出來的公共性非常脆弱。故費孝通說: “一個人為了自己可以犧牲家，為了家可以犧牲黨，為了黨可以犧牲國，為了國可以犧牲天下”。同時，在差序格局中，不同的`人相對于“自我”而言在關系上是存在著親疏厚薄之分的，普遍的標準在此并不發(fā)生作用，缺乏不分差序的兼愛，一個人究竟是否會對他人好、又會好到什么樣的程度，需要看對方是誰、對方和自己是什么樣的關系，所以基于差序格局而建構出來的公共性也具有明顯的狹隘性特征。
三 走出社會組織公共性的生長困境
走出社會組織公共性的生長困境，是一項十分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且不可能一蹴而就。本文僅從基礎性的路徑選擇層面來作一個簡要的討論。國家主義公共性，事實上是一種高度行政集權的公共性，這樣一種高度行政集權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 一是在國家權力體系內(nèi)部，行政權力高度向中央政府集中，縱向權力強大，而橫向權力則被縱向權力所嚴重切割和抑制，表現(xiàn)為一種高度中央集權的權力形態(tài)。二是在國家與社會的權力關系上，政府等同于“公”，而社會則意味著“私”的領域，政府與社會之間存在著一種“公”與“私”的相互對應關系，社會全面依附于政府而呈現(xiàn)出一種軟弱無權的狀態(tài)。高度行政集權有利于分散的資源得到合理而集中的使用，這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是有必要的，但是其最大的弊端在于過于強調(diào)中央政府的責任和能力，而壓抑了地方和社會的積極性和能動性，不利于達成一種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富有持續(xù)活力和創(chuàng)新性的治理格局。
對此，托克維爾指出: “行政集權只能使它治下的人民萎靡不振，因為它在不斷消磨人民的公民精神。不錯，在一定的時代和一定的地區(qū)，行政集權可能把國家的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集結起來，但將損害這些力量的再生�！蓖锌司S爾的觀點或許有些言過其實，但也難以否認地指出了行政集權的主要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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