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國古代史于綿密中見宏通論文

　　2016年，中國古代史研究大體上銜接了前幾年的研究模式，選題進一步細化，研究領域不斷拓寬，學術史的梳理和總結繼續(xù)推進，不同意見的論辯和宏觀貫通性研究呈現(xiàn)蓄勢待發(fā)的特征。這都為中國古代史的學術發(fā)展預示了良好前景。

　　以拓寬與細化為重要特點

　　歷史學內容豐碩，課題浩瀚，便于學者各自選取獨特的專題，從事窄而深的研究，做他人不易置喙的探討，因而“專家”多而“通家”寡。2016年，中國古代史研究選題豐富，以題目的拓寬和探索的細化為重要特點。各專題和時段的研究均有新的開發(fā)或深化，例如，結合《山海經(jīng)》探索上古“天的觀念”及其變化，結合甲骨學資料研究先秦宗教信息。又如漢代的封爵問題、漢墓畫像系統(tǒng)與《參同契》互證的文化解讀、北魏建國與讖緯學說的關系、隋唐法律制度的區(qū)別、宋代皇朝的疆土觀念、元代軍制的具體考述、明代大規(guī)模移民、清入關前的文化體系、清代繼嗣制度等，不同視角和視點接踵而出。這些研究看似細碎支離，但皆有助于斷代史、民族史、文化史、社會史、政治史等領域的學科建設。彌補空缺，積沙成塔，有功無過，對新史料的開發(fā)和運用也融會其中。

　　近年來興起的中國環(huán)境史研究繼續(xù)前進，并與國際學術界的`相關理論及成果形成互動、互補，學術研究進一步深化，提出了運用詩歌、文藝作品及其他資料的理念。這是專門史發(fā)育成長、蔚為大觀的實例之一。許多專門史研究在充分發(fā)展后，都有從其專業(yè)角度考察歷史的趨向，例如，從文化史角度研究歷史動因，從制度視角考察歷史變動，從社會史角度解析歷史面貌等。在現(xiàn)實需求的推動下，邊疆區(qū)域史、邊疆民族史研究逐步深入。古代輿圖研究也多有成果，明清時期東部和南部海域的地圖研究是2016年引人關注的課題。多種課題的開拓和研究的深化，不斷積累著寶貴的具體成果。在一定階段，史學界需要對這些成果進行綜合梳理、系統(tǒng)整合，促成歷史研究整體的更新，不能也不會總是碎金滿地、長久鑄不成一尊洪鐘。

　　學術史梳理推動史學發(fā)展

　　學術史的梳理和總結，是歷史研究的必備功課，更是推動學科發(fā)展的不二法門。每逢具有一定社會意義的年份，學術史的總結活動便會大力展開，許多問題得以清理，有助于歷史學的進一步發(fā)展。在一般年份，學術史總結并未消逝，而是采取多種方式。例如，《中國史研究動態(tài)》等刊物對上一年各個專門史、斷代史的研究狀況予以總結，提供的學術信息彌足珍貴，參考價值頗高，這已經(jīng)形成慣例。

　　歷史學者隨機撰寫的學術史總結，范圍大小有別，專題或寬或窄，大部分有為而發(fā)。對一些重要史學著作的書評，均有學術總結的特色，問題在于如何提倡學術的公允與兼指得失，為讀者提供更有意義的啟發(fā)，促進相關研究的深入發(fā)展，而不應一味贊揚。除《中國史研究動態(tài)》等刊物全面性的年度總結外，許多學術討論會也以史學研究狀況的總結為宗旨，例如關于日本研究中國歷史狀況的學術研討會，可以起到他山之石的有益作用。歷史學者的講座活動是史學研究的一個側面，對以往相關成果的總結和評議往往是其中的重要內容，通過各種媒體的傳布，對歷史學研究的影響不可小覷。2016 年，出現(xiàn)了較具特色的歷史學總結之文，例如，對西藏歷史和史前史研究狀況的總結，具有推動邊疆史地研究的作用。

　　史學研究狀況的總結，需要進一步推動和深入，特別是具有史學史學科特色的總結，強化學術性，與史學長期發(fā)展的來龍去脈相聯(lián)系而予以評論，是中國古代史學術研究所急需。會通性研究蓄勢待發(fā)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近年存在頗多意見分歧，有些觀點之間抵牾沖突。對一些史料文獻的評價和辨識，更有著或堅認其真實、或指斥為作偽的不相容見解，甚至對一些原已被學界確認為偽書的文獻出現(xiàn)了新爭議�？梢姡�古文獻的辨?zhèn)未嬲嫒匀皇侵袊�古代史研究的焦點之一。

　　2016 年，史學論辯有所進展，特別是對“新清史”的批評，呈現(xiàn)出理論性辯爭與具體史實考訂相結合的狀態(tài)，即不僅爭論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等理念問題，而且考辨各方論證中的史料依據(jù)是否確切合宜。這項論辯同樣激發(fā)了歷史研究的新探索，一些原先鮮為人關注的概念、命題和歷史問題進入研討的視野，例如，什么是“中國”?“中國”的概念含義經(jīng)歷了怎樣的演變?如何評估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系?這些問題涉及諸多歷史理論觀念，充分的學術討論有助于使古代中國的畫面和發(fā)展的影像更加清晰地展現(xiàn)出來。歷史研究若干年來的主要傾向，曾被指責為“碎片化”，即輕視了宏觀研究和理論性探討。2016 年，宏觀歷史研究和理論探討頗有起色，對歷史學發(fā)展新路徑的設想也多有抒發(fā)，例如關于“公眾史學”理念和實踐的探討，具有一定影響。

　　關于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的史學新模式、新方法，史學界也有系統(tǒng)性的論述，具有引領新潮流的意義。在史學界，要求中國古代史研究應當中外會通、古今會通，以及要求放寬文史研究的視野等呼聲，絡繹不絕。這反映出中國古代史的宏觀研究和理論性建設，正在日益細化和拓展的微觀研究基礎上蓄勢待發(fā)，將會出現(xiàn)具體研究和理論性探索并行不悖、共同興盛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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