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會計舞弊表象漫談論文

　　近幾年來，上市公司舞弊現象引起了立法機關、政府、投資者、社會公眾以及會計界人士的強烈關注，在一定意義上已超越了會計范疇而演變?yōu)橐粋�備受關注的社會。了解上市公司會計舞弊現象對上市公司相關方的管理決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為此，將本人所觀察到的會計舞弊現象列示如下，供各位同仁。

　　一、應收賬款居高不下。

　　我國已進入買方市場，上市公司迫于市場壓力或為了追求短秒賬面利潤，不惜通過大量賒銷擴大銷售。如，“東方通信”，98年中報顯示，其應收賬就比期初激增2．5億，已將同期16億的凈利潤吞掉，所謂吞掉，也就是公司報表上的利潤是虛擬的，全部是應收賬款狀態(tài)，沒有現金作保證。另外17億的應收賬款，其賬齡均在1年以上，風險很大。再如，“特變電工”本期應收賬款增加了3106萬元，是同期利潤的105％。

　　應收賬款急增的結果，一是使賬面利潤與現金資源的差距擴大；二是使現金的機會成本提不，對極為不利．具體有3種表現；一方面是利息的損失，另一方面，由于經營，需要向銀行借入資金，又要發(fā)生利息支出，公司受到雙層損失，第三，這部分現金被套，還可能失去較好的投資機會，使現金的機會成本提高。三是貨幣貶值損失擴大，假設通貨膨脹率一年為20％，那么，應收款一年以后，其實際購買力已貶值20％，如果應收款數額較大，其貶值損失不可低估，而且，這種損失無法在報表中顯示出來。因為我們采用的是成本計價。

　　此外，上市公司的另一個慣用手法是入為地操縱應收貼款項目。應收賬款作為一個應計項目，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完全可以虛擬，許多上市公司利用美聯(lián)企業(yè)的交易使應收項目上升，進而操縱利潤。例如，“寧通客車”在1998年申報中；其應收聯(lián)營企業(yè)河南字通快運股份有限公司2048萬元，占應收賬款總額的434％。

　　二、其他應收教龐雜。

　　實際工作中，上市公司把其它應收款視為“大雜燴”科目，凡屬分不太清楚的費用，都往里面塞。例如，峨眉鐵合金股份有限公司94年報表中，其它應收款比上年增加5428萬元，增幅110％，據年報說明，主要是劃給綜合開發(fā)公司作啟動資金，為什么要作啟動資金？不算投資，也不算融資呢？嚴重違犯了會計準則。再如，東方股份集團股份有限公司，94年末其它應收教為38989萬元，比上年增加13491萬元，增幅達53％，是同期應收款的2.5倍，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公司資金運作差，甚至伴有關聯(lián)方內幕借款或不合理拆借等。

　　三、潛在虧損處處可見。

　　大部分上市公司的利潤不是由主營業(yè)務，不是欠公司實力形成，而是投機因素偶而形成，收益中很大一塊是營業(yè)外收入和股票投資收益，如，某上市公司98年中期每股虧損007無，年終“扭虧為盈”，每股收益0017元，但是，其主營收入比上年大幅度下降34％，凈資產收益率僅0.88％，比上年下降79．7％，其主營業(yè)務到98年底仍虧38．8萬元，非經營性營業(yè)外收入和股票投資收益是其全部利潤201萬元的來源，可見，股票交易收入掩蓋了公司實際虧損的事實，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扭虧為盈。

　　四、會計收入偏激超前。

　　有的上市公司為配合莊家的炒作，少計費用和損失，不恰當地提前確認或制造收入或收益，利用銷售調整增加本期利潤，為了突擊達到一定的利潤總額，公司在報告日前做一筆假銷售，再于報告日后退貨，從而虛增本期利潤，將費用掛在“待攤費用”科目，采用推遲費用入賬時間的辦法降低本期費用。

　　五、四項計提問題重重。

　　據最近一項對1000多家上市公司的統(tǒng)計表明，每家四項計提平均金額在4000萬元以上占資產總量的平均比例為38％，由于四項計提屬會計估計范疇，主觀成份較大，大部份上市公司就充分利用這一點粉飾報表，欺騙投資者。

　　六、關聯(lián)交易隱患突現。

　　有關調查資料表明；發(fā)生各類關聯(lián)交易行為的上市公司占公司總數的94％，這些大量的關聯(lián)交易；導致大量費用虛減，收入虛增，風險加大。

　　大部分上市公司利用關聯(lián)交易調節(jié)利潤。關聯(lián)方交易作為一種獨特的經濟現象，在市場經濟環(huán)境下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現實生活中上市公司的關聯(lián)交易往往是不正當的，他們常常通過與關聯(lián)方之間的非貨幣性交易（物物交易）來改善報表形象，并且將其視為最“便捷”的手段在使用。為確保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母公司往往將材料、動力等低價售給子公司，子公司又將商品或服務高價賣給母公司，或與大股東交易贏得巨額收入，這樣搖身一變，虧損不見了，利潤出來了。據99年上市公司中報披露；31家扭虧公司平均每家通過關聯(lián)交易獲得利潤達1041萬元，占同期凈利潤的60％。

　　歸納起來，其具體操作程序是：

　　先從賬面上混淆待售資產與非待售資產的形態(tài)，因為只有不同類資產的交換才能確認收益；然后將“逆向推算”出的換入資產“撥高價值”履行評估確認手續(xù)；之后利用換入與換出資產的巨大價格落差填充利潤總額。

　　七、現金利潤數據懸殊。

　　上市公司凈利潤很高，現金流量為負值的情形比比皆是。這時的凈利潤實質是一種潛伏財務風險的紙面利潤。從2000年年報的每股收益，1000多家上市公司中僅有一半左右的公司每股現金流占每股收益的50％以上，約有30％的公司占每股收益的比例在20％以下，有20％左右的公司每股現金流為負值。

　　八、利潤分配嚴重滯后。

　　大部分上市公司擴張動機強烈，少分配、不分配現象十分嚴重。據統(tǒng)計，1994－1998年5年中，不分配公司占上市公司的比例分別為9.28％、20.12％、32.08％、50.13％、56.61％，該比例上升速度之快令人瞠目而對于不分配的原因，許多公司未作出解釋。又如上市公司股本擴張欲墜強烈，除送紅股外，資本公積轉增股本、配股起來越普遍。95率有9家公司推出資本公積轉增股本， 96年增加到 116家，97年和98年分別為118家、132家。98年配股公司數量已超過新上市公司數量。而且上市公司高漲的股本擴張欲望下潛伏著資本投向的巨大盲目性，一項招97年報和98年報配股項目的統(tǒng)計表明，90家已配股公司真正產生效應的僅15家，占16.67％，部分產生效益的43家，占47.78％，本產生效益的32家，占35.55％如，“四川長虹” 96、 97年的利潤分別為2.07元／股，1.71元／股，而分配比例為，96年10送6，約有70％的凈利留在公司，97年10送3派5萬元，公司提留利潤比例為48％，其歷年滾存的未分配利潤到98年中期已有11.28億元之巨，超過了注冊資本的50％。

　　這種做法嚴重挫傷了投資者的積極性，不利于公司的長期穩(wěn)定。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凡事都有一個平衡的問題，宏觀上是積累與消費的平衡，微觀上是上市公司簡單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的平衡，過份偏激就會出問題。分配也不例外，將利潤全部分給投資者，即分光吃光，則忽略了擴大再生產．不利于公司的長遠發(fā)展；反之．忽略了簡單再生產，最終會擴大再生產的發(fā)展。

　　相反，也有的上市公司低收益高分配，根本不考慮公司未來的發(fā)展，以竭澤而漁的方式，把少得可憐的利潤分光吃光。

　　九、利潤數據水分十足。

　　有的上市公司利用資產重組調節(jié)利潤。將巨大的重組費用一次性從資產負負表上抹掉，大幅度降低當年利潤，甚至表現為虧損，這樣做．目的在于當公司盈利不足時，已注銷的重組對用可進行保守測算，夸大的費用將變成另一年度的收入�；驅⒃谑召徶惺召弮r高于凈資產的公允價值部分，不列無形資產，而是列入“與開發(fā)抗用”一次性攤銷，或在兼并收購中預提大量經營費用（確認為負債），實際是為了秘密儲存利潤。

　　有的上市公司利用虛擬資產調節(jié)利潤。待攤費用、遞延資產、待處理財產損失等虛擬資產，實質上都是已發(fā)生的費用或損失，只是暫時掛在賬上，今后再轉入費用。一些上市公司利用這一特點，把它作為調節(jié)利潤的“蓄水池”，多列入、少轉出或不轉出可增加利潤，導致公司虛盈實虧，股東投資被當作利潤堂而皇之地超前分配，資本得不到保值，更談不上增值。反之，少列入或不列、多轉出會減少利潤，如，渝汰白97年一項已交付使用達2年以上的工程借款利息支出8064萬元，被公司從財務費用中拉出來，資本化為固定資產造價，虛增利潤。

　　有的上市公司利用股權投資調節(jié)利潤。公司不按規(guī)定使用成本法或權益法，而是隨意估計投資收益或損失，有的甚至將投資收益不列入法定科目，形成“小金庫”，造成體外循環(huán)。有的上市公司利用侵權債務調節(jié)利潤。為虛增銷售和利潤而虛開發(fā)票，實際上根本沒有債務人；有的債權長期沒有清理，債務人已解體或不知去向，依然反映為債權；有的根據利潤需要，不提或少提壞賬準備，既膨脹資產，又虛增利潤；還有的利潤較高的年份估計一些費用、損失，如退貨損失、借款損失、保修費、或者負債，使之形成秘密準備，以便“以豐補歉”，進行利潤平衡。

　　有的上市公司利用會計期間調節(jié)利潤。公司把會計準則當“擋箭牌”，順我者用，逆我者棄，往往通過計提折舊、準備、存貨計價、待處理掛賬等跨期攤配項目調節(jié)利潤。如少提或不提折舊，將應列人的成本或者費用掛列遞延資產，待攤在用，即寅吃卯糧；將“材料差異”、“基本生產”作為調節(jié)利潤的“蓄水池”，提前消費少轉或不轉成本，使利潤跟著感覺走。

　　十、會計政策事與愿違。

　　許多上市公司充分利用會計政策和會計估計的空間操縱利潤：如改變折舊方式，降低折舊率；交換存貨計價，制造“業(yè)債幻覺”；潛虧掛賬，費用遞延；巨額沖銷，釋放虧損壓力；混淆利息資本化與費用化“邊界”，兼收高估資產與降低費用之效；隨意確認收入，硬性確認收益；多提或少提壞賬準備，資產減值準備等。例如：1998年一家公司巨虧7億多元，其中提取壞賬準備5億多元，該公司計提壞賬準備僅以董事會的決議為依據，沒有履行嚴格的程序，沒有充分的書面證據．甚至將關聯(lián)公司年內的應收賬款也計提壞賬準備，僅僅兩個多月后，該公司又通過“債務重組”收回98年核銷的 1．12億壞賬，從98年巨虧7億余元一舉扭虧為盈，可見該公司管理層的“神功”何等“巨大”，又如，一家房地產公司98年虧 10億，僅提取長期投資減值準備、存貨跌價準備就達8．75億，還有一家公司98年虧損8億，提取的存貨跌價準備為2億，直接轉銷及提取的壞賬準備為3億。

　　再如，某上市公司97年12月，將價值2億多的資產出售給其母公司，以使其凈資產收益率達到10％的配股生命線，再如，某公司用1．5億的應收母公司賬款置換母公司的兩項在建工程和兩項房產，同時因此背上1217萬元的新債務，從該項業(yè)務很難看出其與主營業(yè)務的相關性，其真正用意在于現避因99年度巨額應收賬款提取壞賬準備而對利潤產生的巨大沖擊，而且，該公司所換入的在建工程和房產，要么照章計提折舊，削弱以后年度的獲利能力、要么作為“不定時炸彈”，一旦處理就會發(fā)生巨額虧損，要么長期“叭在”賬上粉飾“資產負助表”誘導債權人，所有這些都會到公司以后年度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因此，對那些通過關聯(lián)交易用巨額存貨來償還“應付賬款”的行為要高度重視。

　　與上述情況相反，有些公司盡管存在較大的資產成本風險，卻沒有提取減值準備，例如一家上市公司98年度凈利潤僅為144萬，但是應收款中竟有3年以上的應收賬款1．41億元�？梢姡瑑衾麧櫥�本上都是應收賬款形態(t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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