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諾芬的公共財政思想及啟示論文

　　一、古希臘的社會與思想狀況お

　　希臘從公元前12世紀到8世紀開始由原始公社向奴隸社會過渡。在公元前8世紀至6世紀之間，希臘進入奴隸制國家形成時期，社會經濟有了新的發(fā)展。希臘是西方奴隸制文明的發(fā)源地。希臘在奴隸制時代所形成的文化，對后來西方文化的發(fā)展有很大的影響。恩格斯曾指出：“沒有奴隸制，就沒有希臘國家。就沒有希臘的藝術和科學；沒有奴隸制，就沒有羅馬帝國。沒有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所奠定的基礎，也就沒有現(xiàn)代的歐洲”。

　　西方最早出現(xiàn)的經濟思想是古希臘思想家所闡述的奴隸主經濟思想。這種思想體系是為奴隸主階級的利益服務的，但是其中有一部分見解在歷史上成為后來財政學這門學科的基石。因此，研究西方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財政思想，都有必要追溯到古希臘財政思想的發(fā)展階段。

　　古希臘由許多奴隸主城邦國家組成，其中最主要的是斯巴達和雅典。斯巴達是奴隸主寡頭制的國家，少數(shù)貴族和大奴隸主掌握政權。雅典是奴隸主民主制國家。斯巴達和雅典為了爭奪霸權爆發(fā)了一系列戰(zhàn)爭，經過公元前431—404年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斯巴達終于戰(zhàn)勝了雅典，但希臘各城邦也陷入了深深的危機。公元前14年，希臘被羅馬征服而覆滅。

　　古希臘奴隸主階級較為系統(tǒng)的經濟思想都出現(xiàn)在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之后，奴隸制所暴露的矛盾迫使奴隸主思想家們去探索維護和鞏固奴隸制和奴隸主國家的辦法和途徑。由于斯巴達最終戰(zhàn)勝了雅典和解決了雅典民主制內部的矛盾，從而使這個時期的奴隸主思想家把斯巴達制度理想化。這一時期對奴隸主經濟思想作比較系統(tǒng)論述的思想家有色諾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他們都是雅典民主制的反對者，為奴隸制辯護。お

　　二、色諾芬與他的《雅典的收入》お

　　色諾芬(約公元前430—355年)出生于雅典一個富人家庭，受過貴族教育，是古希臘著名哲學家蘇格拉底的學生。在政治主張上，他擁護斯巴達的貴族統(tǒng)治，反對雅典的民主政治。在經濟主張上，色諾芬是奴隸制自然經濟的擁護者，但并不反對簡單商品交換的存在，因為交換的目的是為了獲得具有使用價值的東西。他十分重視農業(yè)問題，認為農業(yè)是希臘自由民的最重要職業(yè)，對手工業(yè)則抱有鄙視的態(tài)度。他把組織和監(jiān)督奴隸從事生產和家務勞動看做是奴隸主的一項主要任務。他肯定了分工的必要性，也意識到由供求變動而產生的價格變動會影響到社會勞動的分配。他了解到貨幣有不同的作用，貨幣可以成為財富的積累手段。在學術研究上，色諾芬是古希臘出色的歷史學家和作家，著述很多，內容涉及歷史、哲學、政治、經濟等方面，主要著作有：《長征記》、《希臘歷史》、《蘇格拉底回憶錄》、《居魯士的教育》、《斯巴達政體論》等。他所寫的經濟方面的重要著作有兩部：《經濟論》和《雅典的收入》，前者是古希臘流傳下來專門論述經濟的第一部著作，以文學形式較為系統(tǒng)地闡述了奴隸主經濟思想與制度，大約在公元前387到371年之間根據(jù)自己管理領地經濟的經驗而寫成。他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經濟”一詞的思想家，他所指的經濟是家庭經濟。后者是討論雅典財政問題的著作，即談公共經濟問題。

　　《雅典的收入——增加雅典國家收入的方法》是色諾芬晚期的作品，在這部著作中，他論述了雅典不依靠加重盟邦負擔而自謀增加財政收入的方法。全書約有1.2萬字，分為六大部分，討論了雅典公共財政的主要問題。①

　　第一部分“關于亞狄加的土壤和增加其收入的可能性”。亞狄加為古希臘中部國家，主要城市為雅典。他認為亞狄加自然環(huán)境得天獨厚，自然條件優(yōu)越，具有大量收入的來源，一年四季極為溫暖，土壤肥沃，農業(yè)生產收入很高。石材資源豐富，可以大量出口。銀礦、旅游資源豐富，交通便利，這都可以帶來大量的財政收入。

　　第二部分“關于吸引更多外國人僑居雅典的可能性”。他認為只要對僑居雅典的外國人的利益予以照顧，國家將得到更大的好處。“他們不向公家領取津貼，即繳納外國人應該擔負的捐稅”�！斑@樣就會增加雅典的公共收入”。

　　第三部分“關于授予商人特權，以及增加貿易可能得到的利益”。他認為雅典是一個最好的和最能生利的貿易地點。首先，雅典擁有各種船只的最優(yōu)良和最安全的港口。其次，雅典一方面擁有外國人所需要的大量出口貨物，另一方面擁有便于輸出的白銀�！凹木釉谖覈�和來我國訪問的人越多，顯然就會有越多的商品進口、出口和出售，并且也會使我們獲得更多的利潤和貢賦。為使這些收入增加能夠實現(xiàn)，我們只須采用寬厚的法令和謹慎的監(jiān)督，不必另付任何其他代價�！睘榱双@得更多的捐獻，應該建立一筆基金，“大部分雅典人無疑每年所得將比他們捐獻的還多”，“如果再將捐助我國的人的名字記載下來，傳于后代，那么很多外國人以及某些城市都會對我們有所捐輸，借使名傳青史”。政府應該在市場上為零售商人建造一些房屋和店鋪，這樣可以獲得大量的租金收入。

　　第四部分“關于亞狄加銀礦的范圍，如何使這些銀礦對國家有利，對所提計劃可能產生的反對意見的答辨”。色諾芬認為，“人們對于白銀的需要更為迫切，因為土地閑置未耕，就更需要白銀來購買糧食和支付外來援軍的費用”。政府應該“允許任何愿意到礦里工作的外國人在礦里工作，只要他們同公民一樣繳納稅款”。銀礦需要奴隸，“象私人因擁有奴隸而獲得經常收入一樣，國家也應該擁有公共奴隸，其數(shù)目應該三倍于雅典公民”�！百徺I奴隸所需的費用，國家獲得這種費用顯然是比私人更方便的”。奴隸每人每天帶來一個奧波爾的凈收入。私人除了可以從國家那里租公共奴隸外，“也從國家那里租用供神用的土地、廟宇和房屋，并且也承包國家的捐稅”�！八�以，不僅出租奴隸的收入會增加城市的財源，而且，因為多數(shù)居民會聚集在銀礦附近，就可以從那里舉行的市集中、從銀礦周圍公共建筑的租金中、從熔爐和其他類似的泉源中得到大量的收入”。

　　色諾芬在這一部分中初步涉及了公共財政的性質，他說：“怎樣安排公共事務，使全體雅典人居可以借助于我們的公共資源來維持充裕的生計”。公共事務必須妥善安排，“如果馬上要百廢俱舉，我們就必須同時獲得各種建設所需的手段；但是，如果現(xiàn)在先完成一部分，另一部分從緩，那么現(xiàn)在所得到的收入可以有助于置辦將來事業(yè)所必需的東西”。他認為有效的辦法是經常收入用于次年的行政開支上，而額外的收入“用在能夠極度增加公共收入的用途上”。這其中體現(xiàn)了復式預算的一些精神實質。

　　第五部分“必須和平才能保持和增加收入”。色諾芬強調治安支出的重要性。他說：“要從全國征集到充裕的收入，必須有和平的環(huán)境，如果這點是很明顯的，那么，我們任命一些保安的官吏不是很適當?shù)膯?”要使雅典成為希臘的統(tǒng)一者，“成為希臘的財政管理人”必須保持強大的軍事力量和靈活的外交手段，尤其是“現(xiàn)在海上已達成和平，收入正在不斷增加中”。

　　第六部分“從上述計劃中將得到的利益，祈求神助和神的保護”。他認為財政收入增加可以辦更多的事情，“如果隨著富庶的日增，我們就可以舉行更為莊嚴的祭典，可以修繕神廟、重建城墻和船塢，并可以恢復祭司、元老院、地方長官和騎兵的公民權利”。要做到這些，應該派人到宙斯神廟去祈求神助。這反映了希臘對神和祭祀支出的重視程度。お

　　三、色諾芬公共財政思想體系的啟示お

　　色諾芬對2300年前的雅典財政問題的論述極其詳盡，在當時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理論意義。在文中他提出了財源、公共收入、公共奴隸、公共事務、公共建筑、公共資源等原始的公共財政范疇。這都說明了色諾芬既是古希臘奴隸社會有貢獻的財政思想家，又是現(xiàn)代公共財政學的開山鼻祖。他在西方財政思想發(fā)展中的歷史貢獻，相當于中國財政思想史中的孔子。色諾芬所提出的公共財政思想體系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在公共財政收入方面，色諾芬討論了如何擴大農業(yè)收入、礦產收入、旅游收入、租稅收入、捐輸收入和租金收入等問題。認為雅典的傳統(tǒng)財源優(yōu)勢要充分發(fā)揮出來，如農業(yè)、石材、銀礦、旅游等，同時要積極地開發(fā)新的和國外的財源，如運用優(yōu)惠政策吸引外國人來雅典居住、貿易和開礦，增加公共奴隸的數(shù)量，增加捐稅和租金的收入。還第一次提到了包稅問題。

　　第二，在財政支出方面，討論了如何保證和安排戰(zhàn)費支出、建設支出、治安支出和祭祀支出等問題，說明了這些公共支出的安排對于公共收入的增加有積極的作用。尤其強調政府在保證行政經費之外，應該分輕重緩急，逐步增加基礎設施(如公共建筑)、基礎產業(yè)的建設，為雅典人民的生產和生活創(chuàng)造條件。把宗教設施也列入其中，這反映了早期公共財政思想的特征。

　　第三，在預算管理方面初步論述了復式預算問題。這是在歷史上第一次提出并討論了復式預算的范疇，明確了經常收支和額外收支的各自對應關系。

　　通過對色諾芬公共財政思想體系的初步探討，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西方財政思想家從色諾芬、斯密到凱恩斯都是主張公共財政的，也就是說國家的財政就是公共的財政，因為社會經濟天然地分為公共經濟部門和私人經濟部門、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在色諾芬那個時代，公共財政收入在基本保證了公共行政支出(如色諾芬所謂的公共事務)需要之外，還必須為社會經濟的發(fā)展提供一些公共的條件，如修筑公共建筑、開發(fā)公共資源，甚至在奴隸社會還要有一定數(shù)量的公共奴隸，以備私人礦產開發(fā)的需要，這是為了誘導私人增加投資，從而增加公共財政收入。在斯密那個時代，資本主義社會處于上升的階段，經過原始積累，私人投資十分踴躍，政府少干預和保持“夜警政府”的形象就足以推動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在凱恩斯那個時代，資本主義世界爆發(fā)了嚴重的經濟危機，為了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政府加大基礎設施的投入，利用政府投資的乘數(shù)和加數(shù)效應拉動社會經濟的發(fā)展。本世紀中期以來出現(xiàn)的有些國家基礎設施的私有化運動只是為了提高基礎設施的效率，并不排斥公共財政的公共性，公共財政始終是社會經濟發(fā)展的基石。我國在計劃經濟時代，財政包辦一切，這是特殊時代與短時期內建立工業(yè)化體系的需要，隨著這一基本任務的完成和進入市場經濟時代，我國的財政應該自動歸位，回到公共財政的正確軌道上來，把有限的財力用于辦好“公共事務”和搞好“公共工程”上來。因此，我國過去越位搞“國家財政”是必要的，現(xiàn)在退位搞“公共財政”是正確的。

　�、偕�諾芬：《經濟論、雅典的收入》，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66—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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