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蕃漢藏文獻的翻譯與交流論文
一、概述
語言和文字是人們交際的工具。從唐代起，漢藏兩族人民就十分重視彼此的語言文字，并相互學習，從而加強了兩民族彼此的了解。兩民族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用漢藏兩種文字記載下來，而成為歷史的證物。
松贊干布不僅重視漢地歷算之學，而且留心學習漢地文獻典籍及治學方法。據(jù)《舊唐書·吐蕃傳》載，在文成公主進藏之后，松贊干布著眼于發(fā)展吐蕃文化，培養(yǎng)本民族的知識人才，他采取派人留學的方法，到唐朝國學學習漢族文化。國學又稱國子監(jiān)，是唐朝最高學府�！笆菚r，上大征天下名儒為學官……使之講論”，“上幸國子監(jiān)”，以視關注。當時國學頗負盛名，譽滿國內外，“于是學者云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余人”②。吐蕃人勤學，深受唐朝臣工贊賞：“吐蕃之性，慓悍果決，敏情持銳，善學不回”③。因此，吐蕃人學均有成。例如吐蕃大臣仲琮就曾是唐朝國學的學生�！跋仁�，仲琮年少時，嘗充質入朝，詣太學生例讀書，頗曉文字”④。（太學即國學）掌握吐蕃兵權的論欽陵，在“萬歲通天二年（即696年），四夷多遣子入侍”之時，他“皆因充侍子，逐得遍觀中國兵威禮樂”。而且這些來長安學習的吐蕃人，均“服改氈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睹衣冠之儀。目擊朝章，知經國之要”⑤�！秲愿敗芬噍d：“吐蕃先遣使來此迎公主、兼學漢語”。
吐蕃學習漢地文化經典的另一種辦法，就是請漢地文人入藏協(xié)助辦理文書典籍。這從松贊干布時就開始了，“又請中國識文之人典其表疏”⑥。同時，還向唐朝請求典籍，此類漢人助吐蕃“典其表疏”的具體情況未見記載，但吐蕃對漢人是很重視的，據(jù)《因話錄》載，淮南稗將譚可則被掠入吐蕃，知道吐蕃每得漢人，“觕有文藝者則其臂，以候贊普之命，得華人補為吏者，則呼為舍人，可則以曉文字，將以為知漢書舍人”，“其舊舍人有姓崔者，本華人……其人大為蕃師所信�！雹倭硗�，吐蕃官府中也有知漢地語言文書者，譚可則曾告訴吐蕃人憲宗死事，“其傍有知書者，可則因略記遺詔示之，乃信焉。”②可見吐蕃官府中常有漢藏兩種文字執(zhí)掌文書的人。有位徐舍人，他是司空英國公五代孫，在吐蕃已居三代，且“代居職位，世掌兵要”。當時唐與吐蕃通曉漢藏兩種語言文字的官員不乏其人。著名的唐朝會盟使兵部尚書崔漢衡多次往返唐與吐蕃，他精通“夷言”，因他能以“夷言”（即吐蕃語）與吐蕃人直接交往，故能多次完成唐蕃通好等使命。同樣，迎接金城公主的吐蕃重臣名悉臘，他“頗曉書記”，在長安多次覲見唐朝皇帝，并能與漢地名臣文士一起聯(lián)句賦詩，其漢文詩句甚高雅，“當時朝廷皆稱其才辯”③。
當然，唐王朝與吐蕃王朝上層統(tǒng)治者的推動有助于漢藏間的文化交流，此外，漢藏兩族人民的民間往返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和促進力量。敦煌就是唐代漢藏文化交流的中心地，也是唐蕃的中間地帶，這一帶又稱隴右或河西，當時藏文稱為“河西一路”④。吐蕃政權曾長期統(tǒng)治這一帶，可謂“事更十葉，時近百年”。自然唐蕃間有戰(zhàn)爭，不過戰(zhàn)爭必然也會造成漢藏百姓間的頻繁接觸。吐蕃士兵許多隨軍奴隸，他們平時為吐蕃奴隸主“散處耕牧”，戰(zhàn)時則是吐蕃“豪室”的“奴從”。河隴的口昷末部就是這種以奴隸為主的奴隸屬⑤，后來這個部中還有大量漢人參加，“口昷末百姓本是河西隴右陷沒子孫，國家卻棄擲不收，變成部落”⑥。生活在這一帶的漢藏族人民，相互影響很大。唐詩形容這里的吐蕃人是：“自從貴主和親后，一半胡風似漢家”⑦。而生活在這里的漢人則是：“去年中國養(yǎng)子孫，今著氈裘學胡語”⑧可見雙方風俗語言之間的交流程度。敦煌文獻中關于漢藏族人民用漢藏對音拼讀或譯音的辦法學習彼此語言文字的記載很多。例如，漢藏對音《千字文》殘卷⑨、《漢藏對照辭語》⑩、《漢藏對照辭匯》⑾等等，都是留存至今的珍貴古文獻。這些漢藏對音詞匯，很可能是漢藏兩族文人共同合作的產品。語言文字的學習促進了唐蕃雙方文獻、表疏有典籍的翻譯和交流。例如，用漢文字寫的敦煌文獻有：《大蕃敕尚書令賜大瑟瑟告身尚起律心兒圣光寺功德頌》，系“大蕃右敦煌郡布衣竇吳撰”⑿，還有《謝贊普支敦煌鐵器啟》⒀及《向吐蕃贊普進沙州蓮花寺舍利骨陳情表》⒁等等。這些表文、啟文及頌詞，顯然均出自漢人之筆，也可能有吐蕃“知書者”參加撰寫�！杜f唐書·吐蕃傳》載有公元730年吐蕃重臣名悉臘赴長安向唐皇上表，此表文系漢文（也許有藏文原文），行文頗具漢文風格，同時又顯示了藏文文書的特色①。名悉臘的七律之作極佳，充分顯示了他的漢文造詣之精深，上述表文極可能出自他手。以上諸例表明吐蕃人學漢地“典疏書”已卓有成績�！伴L慶唐蕃甥舅和盟碑”的漢藏對照碑文②對譯精確，充分體現(xiàn)了漢藏兩族文人的合作，也反映出漢藏兩族一些文人對漢藏語文之精通。
此外，藏族不僅將漢文詩書文典攜至吐蕃，而且將其譯成藏文。敦煌古藏文文書中，有藏文譯本《尚書》③4篇，《春秋后語》④6篇，《孔子項托相問書》⑤。能夠翻譯這類艱深的古漢文，而且譯文相當準確、流暢，這充分說明吐蕃某些文人對掌握漢文已有很深的造詣。
在敦煌吐蕃藏文文獻中有幾個記述項托和孔子對話的卷子，對此王堯教授作過考證，認為《項托孔子相問書》是極有趣的民間文學作品，漢族地區(qū)早有工關于孔子師項托的故事，表明孔子不恥下問，以能者為師的精神。這一故事流傳到藏區(qū)是自然的事，但想不到在敦煌藏文卷子中竟發(fā)現(xiàn)了3個卷號，它們是P.T.992，P.T.1284和S.T.MS.724。蘇遠明在1954年《亞洲學報》上發(fā)表了《孔子和項托的問答》一文。他的文章引起了人們用漢藏比較文學的眼光來觀察敦煌卷子。此外，法國石泰安藏學家也有一篇題為《兩卷敦煌藏文寫本中的儒教格言》的文章⑥。
從翻譯經典的民族成分看，有藏漢民族參加，如有關專家對河西吐蕃經卷和文書317卷中署名的137位寫者和�？闭叩慕y(tǒng)計，確定為吐蕃人的23人，可能是吐蕃人的1人；保留漢式姓名的38人，漢姓、吐蕃名字的26人（這些人可能是蕃人，也可能是漢人），西域人士36人。這些懂漢藏兩種語言的人，無疑對漢藏文化的理解也是比較深入的，他們在藏漢文化交流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與此同時，唐朝的史館和知識分子也非常注意對吐蕃歷史進行記載和研究。數(shù)百年間，唐蕃之間的官方往來多達290多次，大量的吐蕃文書、表詔被唐朝史館收存，許多珍貴的歷史資料還被編輯到《全唐文》、新舊唐書及《策府元龜》之中。如《唐書》《新唐書》社有《吐蕃傳》，《新唐書》吐蕃傳引用了長慶會盟時的報告文書�！缎绿茣に囄闹尽分惺珍浀摹段鬓瑫擞洝啡硎鞘拐邉⒃Φ膱蟾嫒�。所記會盟的文本與現(xiàn)存拉薩的《唐蕃會盟碑》正面內容基本相同。
二、敦煌漢民族文化對吐蕃的影響史學的影響
1，史學體例
敦煌漢族的寫史、學史、講史的傳統(tǒng)直接影響了吐蕃人，促使他們對歷史的重視，進而形成記述自己歷史的傳統(tǒng)。比如吐蕃王室有了史官，仿效唐朝編寫出諸如《大事記年》之類的史書，并且出現(xiàn)了不同的寫本。有學者認為，吐蕃受漢族史學影響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史學著作——以世系紀年和大事記為主的史學指南，其目的是要為政府和行政當局提供有關詔令的制定頒布、士兵的募集、政治決策、對外邦交等方面的情況，同時提供年代學的日期。也有學者認為吐蕃許多機構抄錄這些歷史著作，是因為要以王朝中央的指令行事，又是他們便攜當?shù)鼐幠晔返闹匾罁?jù)。
2，吐蕃文書中的《尚書》與《戰(zhàn)國策》
在敦煌文獻中，有P.T986號和P.T.1291號，前是《尚書》譯文，后是《戰(zhàn)國策》譯文�！抖鼗屯罗墨I選》中介紹了這兩部藏譯漢文典籍的情況。雖然藏文譯文只見片段而不是全書，從文化交流的歷史看，卻是非常珍貴的。
《尚書》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漢文經典，五經之一，稱《書》或《書經》�！掇o�！氛f：
‘尚’即‘上’，上代以來之書，故名。中國上古歷史文獻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跡著作的匯編。相傳由孔子編選而成。事實上有些篇如《堯典》、《皋陶謨》、《禹貢》、《洪范》等是后來儒家補充進去的。西漢初存二十八篇，即《今文尚書》。另有相傳漢武帝時在孔子住宅壁中發(fā)現(xiàn)的《古文尚書》和東晉梅賾（一作梅頤、枚頤）所獻的偽《古文尚書》的合編�！渡袝分斜４嫔讨芴貏e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注本有唐孔穎達《尚書正義》、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等”。
據(jù)王堯先生對存于英國倫敦博物館、巴黎等處的敦煌漢文本寫卷《尚書》的比較研究得知，藏譯為當時敦煌流行的偽《古文尚書》（即偽《孔傳》本）。藏文共157行，四節(jié)，主要內容為：
A、《尚書》之《泰誓中》（《泰誓上》藏譯文已佚），第128行。
B、《尚書》之《泰誓下》，第29～67行。
C、《尚書》之《牧誓》，第68～89行。
D、《尚書》之《武成》，第90～157行。
另，第158行為“《尚書》第六完”語。
《尚書》在當時可能已全書譯為藏文，只是年代久遠，戰(zhàn)亂頻仍，難知詳情。
《戰(zhàn)國策》流傳于戰(zhàn)國末，漢成帝時劉向（前77～前6）曾編輯、整理，共33篇。其《敘錄》中說：“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zhàn)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zhàn)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后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逼鋬r值可知。
藏文譯自晚于出土長沙的馬王堆帛書《戰(zhàn)國策》（共27篇，17,000余字）、而早于南宋姚宏校定、鮑彪加注之《戰(zhàn)國策》，共六篇96行，篇名為《田需貴于魏王》、《華軍之戰(zhàn)》、《秦魏為與國》、《王假三年》、《秦王使人謂安陵君》、《魏攻管而不下》，均出自《魏策》。藏文譯文通暢而活潑。
《古文尚書》和《戰(zhàn)國策》有一共同特點，就是有較強的故事性，同時貫穿著思想道德和戰(zhàn)略策謀，頗具智能。這或許是吐蕃譯為藏文的重要原因，因為當時戰(zhàn)爭頻繁，政事復雜，而智謀、用人等又無不伴隨著政治、軍事，政治與軍事的最高體現(xiàn)仍然是圍繞著思想道義之類的精神追求。
�。ǘ�、敦煌吐蕃文書與漢藏佛經變文的相互關系
敦煌古藏文文獻中保留了一些譯自漢文的《無常經之解說》、《不分善，殺生、飲酒經之解說》、《惡行經之解說》、《孝子經之解說》、《善行經之解說》等佛經變文。據(jù)羅秉芬研究，國巴黎國家圖書館影印出版的《敦煌古藏文手卷選集》第一輯P.T640號和P.T126號兩封藏文寫卷，一缺首，一缺尾，合并起來正好是一份首尾完整的'藏文佛經變文……其內容包括：《無常經之解說》、《不分善惡，殺生，飲酒經之解說》、《惡行經之解說》、《孝子經之解說》、《善行經之解說》等五部佛經變文，是研究我國唐代藏漢兩個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歷史材料①。
兩個卷子相重的句子共106句，字詞完全相同的有22句，占20.3%；字詞基本相同，個別還字法的有差異的有33句，占31.2%句義基本相同，用詞沒有出入的有43句，占40.8%；句義差異較大的只有八句，占7.6%。這個統(tǒng)計數(shù)字清楚地告知人們，這兩個卷子肯定同出一源兩本的差異可能是在傳抄過程中，抄錄人隨手改動的結果。
其次，我們在P.T640號卷首處看到“神通比丘后人作善行之講經文”這個醒目的標題。這位神通的比丘究竟是何人？漢文的佛經變文始于唐代，是唐代寺廟中的一種俗講，佛經文字形式。據(jù)日本僧圓紅的記載，9世紀上半期長安有名的俗講法師有海、齊高、光影、文淑、等等。上面討論的這位“神通比丘”就是當時的一位漢族俗講法師。這就可以進一步推斷P.T640號和P.T126號兩個藏文譯本的原本是內地漢族俗講法師的漢文佛經變文。另外，從它的七個單節(jié)成句的韻文形式來看，也與漢文佛經的頌偈五言、七言等的形式很接近。而《敦煌故》獻看，吐蕃時期的藏文詩歌，卜辭這類韻文大部分是六個音節(jié)句，七個音節(jié)句的極其罕見。直至13世紀，九言詩才逐漸盛行，如著名的《薩迦格宗》一書458首格言全都是七個音節(jié)一句。根據(jù)這種情況以及內容上都可以看出它和漢文變文的淵源關系。
三、敦煌古藏文文書吸收漢地儒學倫理觀念的文獻
今人熊坤新在《吐蕃王朝時期一部重要的倫理學文獻》一文中指出：
《禮儀問答卷》，見之于敦煌本古藏文文書P.T1283號卷……約成書于吐蕃占領河湟地區(qū)的八九世紀之間……《問卷》產生的地點及作者，很可能就是出自居住于敦煌地區(qū)的話蕃人之手。因為第一，自公元786年之后，‘吐蕃人侵占了敦煌地區(qū)，一直到848年之前，這一地區(qū)始終處于吐蕃贊普的話管轄之下’……它幾乎‘沒有佛教的語言，苯教的影響也十分細微’，且明顯的受到漢民族倫理思想的影響，其寫作風格和特點亦與西藏本土的其它歷史文獻和文化著述有所不同，是吐蕃敦煌文化的代表之一。
作者舉例說：
1、做人道德規(guī)范
兄答：“做人之道德為公正、孝敬、和藹、溫順、憐憫、不怒、報恩、知恥、謹慎而勤奮.”第36問中寫道，“僅行仁政亦不可，不咊嗔怒必有錯失，一味嗔怒不可行，專施仁政有錯失�！钡�15問據(jù)P.T.2111號卷補譯關于謹慎有一句話說：“曉，如朝秦暮椘之婦，不能保守秘密�！钡�27問做什幺事都得“合規(guī)矩，則不會出現(xiàn)傷風敗俗之事。嚴而行之，其誰不喜？如此行而不變，即為公正之法�！�
問卷把孝敬父母于與孝敬師長并列,認為二者應同時受到孝敬和尊崇，這卻是藏民族獨具特色的孝道觀，我們必須予以充分注意。
不孝敬父母、上師，即如同畜牲，徒有“人”名而已。在案敦煌古藏文里歷史文書中也有：
“母親育兒多辛苦，最初懷胎步履艱。
……潮冷床褥母親補，干暖之處嬌兒眠。
……長大只聽妻子話，父母責備白眼翻。
子母相見如仇敵，這種人落地獄間。
永世受罪解脫難，念此應以孝為先�！�
《問卷》的話以兄與弟虛擬對答的話寫作方式，也是來源漢地。王堯陳踐先生在案該文譯解中也說，它形式上與屈原的《天問》類似。①
�、俦竟�(jié)參見黃灝《唐代漢藏文化交流》一文及丹珠昂奔《藏族文化發(fā)展史》。
�、凇锻ㄨb》卷195頁23下，貞觀十四年（640年）條。
�、邸杜f唐書·吐蕃傳》。
�、堋秲愿敗肪�962外臣部才智，頁15。
�、荨秲愿敗肪�544諫諍部直諫11頁1。
�、蕖杜f唐書·吐蕃傳》。
�、佟兑蛟掍洝飞虾９偶霭嫔缗庞”�，96頁。
�、凇兑蛟掍洝飞虾９偶霭嫔缗庞”�，96頁。
�、邸杜f唐書·吐蕃傳》。又《全唐詩》卷二載有名悉臘詩。
�、堋抖鼗筒匚奈倪x》巴黎影印本，第二冊，伯字1263號。
�、荨缎绿茣ね罗瑐鳌�。
�、薅鼗蜐h文文獻，斯6342，《張義潮進表》。
�、哧愄针]西行，《全唐詩》第十一承，第四冊。
�、唷稄埶緲I(yè)詩集》，卷七，隴西行。
�、岵：�，3419號卷子。
�、舛鼗臀墨I，斯2736號卷子，斯10002號卷子。
⑾伯字2762號卷子（又編號為1263號）。
⑿伯字2765號卷子。
�、阉�1438號卷子《吐蕃守使書儀》。
�、宜�1483號卷子。
�、佟杜f唐書·吐蕃傳》。
②見拉薩長慶會盟碑碑文拓片。
�、垡姟抖鼗筒匚奈倪x》第一集，伯字986號。此四篇均出自《尚書·周書》，從《泰哲中篇》開頭至《武成篇》止。
④見《敦煌藏文文選》第二集，伯字1291號。
�、菀姴�992和1284，724。
�、�1993年發(fā)表在《法蘭西學院通報》第79卷1期，載《藏族研究文集》第二集，中央民族學院藏學研究所1984年印于北京。
�、倭_秉芬《唐代藏漢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敦煌古藏佛經變文研究》。
�、傩芾ば隆锻罗醭瘯r期一部重要的倫理學文獻》，《藏學研究論叢》【三】，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一）詞語與姓氏
從生活在敦煌的吐蕃人的姓氏中也可以看出漢族對吐蕃的直接影響。在吐蕃，傳統(tǒng)上只有貴族有姓氏而一般民眾是不能有姓氏的。但在敦煌卻改變了這一習俗。在敦煌吐蕃遺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少冠以漢族姓氏的吐蕃人。如P.T.997 號文書的王悉諾欏、郭悉諾山；P.T.1297 號文書的王云悉頓、張達杰、索累贊；P.T.1003 號文書的李僧正貝登；P.T.1096號文書的安贊西村等。①
據(jù)法國著名學者石泰安在《西藏的文明》一書中研究發(fā)現(xiàn)，敦煌藏文文獻的古歌詞中，其使用的襯字、疊句、重復對稱原則的使用應該來自相當古老的傳統(tǒng)，與漢地文學有一定的關系。比如其最常見的襯字hi就與《楚辭》中的“兮”音義一致。近年來許多國內學者也有人認為敦煌變文的源頭應該來自《楚辭》。②因此，藏文古歌與變文之間發(fā)生相互作用和影響的可能性確實存在。
�、�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牛龍菲《中國散韻相間、兼說兼唱之文體的來源》，載《敦煌學輯刊》，1983年第四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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