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變文域外影響研究綜述學術(shù)論文

時間：2023-05-03 15:03:42 論文范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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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自1900年莫高窟藏經(jīng)洞發(fā)現(xiàn)大批敦煌遺書以來，國內(nèi)外專家對其展開了系列研究。變文是敦煌遺書的重要組成部分，變文研究在敦煌學研究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敦煌變文研究史已逾百年，其成果十分豐碩，但相關(guān)跨國、跨民族比較研究還存在很大的探討空間。針對這一現(xiàn)象，急需對相關(guān)域外影響研究進行梳理，從而挖掘變文研究新的發(fā)展點。

敦煌變文域外影響研究綜述學術(shù)論文

　　眾多學者對敦煌變文先行研究進行過梳理，其中尤以李小榮的梳理最為細致、全面。李小榮在《敦煌變文》一書中以時間為主線，對敦煌變文的研究成果分三個階段進行了整理。[1]其整理分期清晰，既對變文研究史進行了整體宏觀把握，又對變文的文獻整理與個案研究分階段、地區(qū)進行了詳述。以下擬按李小榮的分期方式，對變文的域外影響研究分三個階段進行梳理，從而總結(jié)變文域外影響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存在的發(fā)展空間。

　　本文關(guān)鍵詞：敦煌，域外，綜述，影響，研究

　　一.變文作品之零星刊布及變文含義、來源之論爭階段（1909-1949）

　　二十世紀上半葉是變文研究的起步時期，零星刊布了一些變文作品，并圍繞變文的含義、來源展開了初步探討。其中，涉及域外影響的研究成果主要體現(xiàn)在對變文來源的論爭方面。關(guān)于變文的來源，當時學界分為外來說、本土說兩派。其中，外來說又包括講唱文體影響說、俗講話本影響說兩種主張。胡適聯(lián)系佛教轉(zhuǎn)讀、梵唄、唱導的傳教方式，最早提出變文源于佛經(jīng)翻譯文學的觀點。[2]鄭振鐸進一步明確指出佛經(jīng)文學中韻文散文相結(jié)合的新文體對“變文”的產(chǎn)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3]關(guān)德標則認為轉(zhuǎn)讀的方式使得佛教深入民間，并逐漸演化出變文作品。[4]這些學者都認為佛經(jīng)文學的新文體是促生敦煌變文的直接要因。

　　此外，也有學者認為變文源自佛教俗講話本，并對佛教俗講展開了多方面的研究。如向達的《唐代俗講考》[5]、孫楷第的《唐代俗講之軌范與其本之體裁》[6]、傅蕓子的《俗講新考》[7]等，都論及此觀點。日本的山崎宏、那波利貞、小野勝年等佛教史學家圍繞俗講與俗講僧展開研究，也論及變文源于俗講的問題。[8][9][10]

　　如上所述，敦煌變文研究初期，在對變文作品的內(nèi)容、文學史價值進行評述的過程中，學者們論及變文來源問題，多主張外來說。這一時期，尚無學者就變文對域外文學、文化的影響進行專題研究。

　　二.較大規(guī)模的作品之專集整理與研究階段（20世紀50-70年代）

　　1950年之后，敦煌變文研究的研究隊伍與研究范圍不斷擴大。與第一期不同，這一時期關(guān)于變文來源的論爭更傾向于本土說的觀點。雖然關(guān)于變文來源的域外影響研究不多，但這一時期出現(xiàn)了關(guān)于變文在域外的傳播及影響方面的研究。在中國以外，這一時期的變文研究成果最為豐碩的國家仍是日本，代表性人物有荒見泰史、川口久雄、金岡照光等。荒見泰史曾指出，日本敦煌變文研究多從說話文學、唱導文學、伴圖講唱的角度展開。[11]在變文的域外影響研究方面，這一時期的日本變文研究也有此特點。這一時期，日本學者開始用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分析變文資料與日本傳統(tǒng)文學之間的聯(lián)系。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是川口久雄1910-1993）。他從日本說話文學、伴圖講唱、民間故事、傳說、神話等多方面，就敦煌變文對日本傳統(tǒng)文學的影響展開了系列研究。①除中日比較研究外，韓國變文研究界還出現(xiàn)了中韓比較的研究成果，如韓國學者丁來東的《韓中目連故事之比較》。②

　　與前一階段相比，這一時期的變文研究發(fā)展迅猛，國際影響力也更為廣泛。除中國大陸與日本之外，我國的臺灣地區(qū)、韓國以及歐美一些國家也加入了研究行列，且都形成了頗具學術(shù)價值的研究成果。其中，關(guān)于域外影響研究，韓日學者對此進行了十分有意義的嘗試。其中，日本學者開啟了敦煌變文對域外影響的研究之先河，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為敦煌變文研究、敦煌學研究，乃至東亞文學、文化交流史研究做出了極大的學術(shù)貢獻。

　　三.全面整理與綜合研究階段（20世紀80年代初至今）

　　改革開放以來，中外學術(shù)交流日趨頻繁，敦煌變文研究也隨之進入了興盛期。一方面，學者們繼續(xù)變文作品的文獻整理工作，出版了更為全面的文獻專集。黃征、張永泉合撰的《敦煌變文校注》[12]是其中的代表性專集，極大地推進了變文研究的發(fā)展。另一方面，在文本解讀、個案研究上，這一新時期的研究呈現(xiàn)出多層面、多角度、立體式的特點。

　　在相關(guān)域外影響研究方面，關(guān)于變文的來源，出現(xiàn)了本土說與外來說折中的趨勢。[13]這一時期，為變文研究做出過重大貢獻的日本學者出現(xiàn)了隊伍老化的現(xiàn)象。除青年學者荒見泰史之外，代表性人物還是前一階段的川口久雄、金岡照光等。其中，川口久雄繼續(xù)堅持比較研究的視角，對敦煌變文與日本說話文學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進行了深入探討，其成果主要收于六卷本《敦煌よりの風》。[14]此外，中國學者王曉平研究了敦煌故事、佛教文學在日本的傳衍情況，其中涉及變文的在日傳播情況[15][16]；張鴻勛探討了日本狂言《附子》與敦煌遺書《啟顏錄》之間的淵源[17]；王繼榮分析了部分變文題材在日本歷史題材文學作品中的受容情況[18]。日本學者岡村繁、中國學者張鴻勛（2009）等還指出，敦煌變文對日本物語文學產(chǎn)生過重大影響。[19]此觀點十分有見地，但遺憾的是他們都未就此展開深入探討。

　　除中日比較研究外，這一時期的相關(guān)中韓比較研究成果有韓國學者金鎮(zhèn)榮（2000）的《韓國變的流通樣相——以佛教作品中心》、崔平煥（2000）的《有關(guān)變文鄉(xiāng)歌的影響關(guān)系》等。此外，在研究方法的創(chuàng)新方面，胡連利的《敦煌變文傳播研究》也十分值得關(guān)注。[20]該書從文學傳播學的視角入手，對變文在中國的傳播進行了多角度的探討。雖然該書的研究對象為變文在中國的傳播，但其文學傳播學的視角也為變文域外影響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啟示。實際上，變文向周邊國家、地區(qū)的傳播正是典型的跨文化的文學傳播現(xiàn)象，完全可以從文學傳播的角度對其展開全新的探討。

　　縱觀變文研究逾百年的歷史，一方面，在關(guān)于變文來源的研究中，域外對變文的影響因素已有較為充分的討論，目前學界普遍認為印度佛教文學對變文的產(chǎn)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中日韓三國學者從中日、中韓比較的角度，就變文對域外的影響進行了探討。其中，最早開展這方面研究，且成果最為豐碩的是日本學者，但目前日本變文研究隊伍已出現(xiàn)老化現(xiàn)象，且在中日比較方面也還存在極大的探討空間�？梢哉f，敦煌變文域外影響尚有極大的發(fā)展空間，有望成為變文研究新的發(fā)展點。本文對先行研究進行了梳理、評述，希望拋磚引玉，吸引更多的學者投入變文域外影響研究，以推進變文研究的進一步發(fā)展。

　　注釋

　　①李小榮、張鴻勛都對川口久雄的相關(guān)研究成果進行過詳細介紹，詳見[1]：16、17；[19]。

　　②關(guān)于本文中列舉的韓國相關(guān)研究成果，資料來源見李德范、方久忠編：《1986—1992.3敦煌吐魯番學論著目錄初編（日文部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版；鄭阿財、朱鳳玉主編：《1908—1997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漢學研究中心編印，2000年版。

　　參考文獻

　　[1]李小榮.敦煌變文[M].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0：3-27.

　　[2]胡適.白話文學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25-131.

　　[3]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150.

　　[4]關(guān)德東.談“變文”[N].覺群周報，1946，01（01-12）.

　　[5]向達.唐代俗講考[A].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6]孫楷第.唐代俗講之軌范與其本之體裁[J].國學季刊，1937，06（02）.

　　[7]傅蕓子.俗講新考[J].新思潮，1946，01（02）.

　　[8]山崎宏.唐代の義邑、法社と俗講について[J].史學雑誌，1938，4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