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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禎“紅橋修禊”考辨
作者：朱則杰
江蘇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 2015年07期
中圖分類號：I207.22 文獻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671—6604(2015)01—0051—08
DOI：10.13317/j.cnki.jdskxb.2015.007
詩人結(jié)社、集會、唱和，三者既有可能相互重合，也有可能相對獨立。按順序而言，結(jié)社必有集會，集會必有唱和(無唱和的集會不論)，這是相互重合。而倒過來說，唱和不一定都要集會，集會也不一定都是結(jié)社，這就是相對獨立。因此，結(jié)社、集會、唱和各自都可以成為專門的研究領(lǐng)域。同樣，在涉及具體對象的時候，也需要認(rèn)真甄別，使之盡可能符合客觀實際�，F(xiàn)在就清代康熙初年王士禎(禛)“紅橋修禊”做一考辨，借以說明某些基本的原理，同時訂正若干相關(guān)的錯誤。
一、紅橋修禊
王士禎為山東新城(今桓臺)人，順治十五年戊戌(1658年)正式成進士后，于十七年庚子(1660年)三月赴江蘇揚州(或稱廣陵)推官任，任內(nèi)凡五年有余，舉行過多次集會唱和活動，其中康熙三年甲辰(1664)的“紅橋修禊”尤其著名。
王士禎《漁洋山人自撰年譜》(漁洋為其號)卷上本年條說：
春，與林古度茂之、杜濬于皇、張綱孫祖望、孫枝蔚豹人諸名士修禊紅橋，有冶春詩，諸君皆和[1]5070-5071。
類似的敘述，還一再見于王士禎晚年的數(shù)種筆記和詩話：
予……嘗與林茂之、孫豹人、張祖望(綱孫)輩修禊紅橋，予首倡冶春詩二十余首，一時名士皆屬和。予既去揚州，過紅橋多見憶者，遂為廣陵故事[1]3752。
余少時官廣陵，與諸名勝[士]修禊紅橋，即席賦冶春詩二十四首[1]4621。
余少時在廣陵，每公事暇，輒召賓客泛舟紅橋�！c林茂之、張祖望、杜于皇、孫豹人、程穆倩修禊于此，自賦冶春詩二十首[1]4752。
由此可見，王士禎本人對這個“紅橋修禊”一直津津樂道，但是，把這些敘述綜合起來看，可以發(fā)現(xiàn)關(guān)于“紅橋修禊”的某些細節(jié)存在明顯出入，或者還不夠完整、精確。因此，就“紅橋修禊”本身而言便有必要進行考察。
(一)原唱詩歌
王士禎在“紅橋修禊”時首唱的所謂“冶春詩”(或稱“冶春詞”)，具體為《冶春絕句》組詩，其總數(shù)應(yīng)該如上引《香祖筆記》所說為“二十四首”。袁世碩先生主編的《王士禛全集》于近年出版，其中《漁洋詩集》卷十五有《冶春絕句二十首》[1]385-388，題注為：“同林茂之前輩，杜于皇，孫豹人，張祖望，程穆倩，孫無言，許力臣、師六，修禊紅橋，酒間賦冶春詩”。又《漁洋集外詩》卷四有《冶春絕句二十四首》，去除重復(fù)而補收其一、其九、其十二、其二十一凡四首[1]633-634，題注僅開頭“同”字作“邀”，據(jù)所交代輯自王士禎早年刊刻的《阮亭甲辰詩》(阮亭其號)。下文所述孫枝蔚同作以及孫枝蔚、陳玉璂兩人完整的和作同樣都是二十四首，也可以佐證這一點。因此，上引《居易錄》稱“二十余首”毋論，《漁洋詩話》稱“二十首”顯然是依據(jù)《漁洋詩集》來說。至于王士禎的另一種《漁洋山人精華錄》，于此組詩歌僅收十二首①，則因其本身就是一個選本，所以另當(dāng)別論。
(二)集會人物
王士禎前面那些敘述，涉及集會人物除他本人之外，最多的是《漁洋詩話》該條，計有林古度、張丹(原名綱孫)、杜濬、孫枝蔚、程邃(各以其字稱)共五人。但據(jù)上引原唱詩歌題注，可知還有孫默，許承宣、許承家兄弟(各以其字稱)共三人。因此，前面《漁洋詩話》該條雖然所列相對最多，但由于沒有添上“諸”“輩”這樣的字詞，所以嚴(yán)格說來反而是錯誤的。
以上林古度等八人，目前有詩集傳世而仍舊保留有當(dāng)時同作的，只有孫枝蔚，其《溉堂集·前集》卷九“七言絕句”“甲辰”第一題，即為《清明，王阮亭招同林茂之，張祖望，程穆倩，許力臣、師六，家無言，泛舟城西，酒間同賦冶春絕句二十四首》[2]461-466。持此與王士禎原唱題注相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少一個杜濬。兩組詩歌正文，對每一個集會人物都有直接描寫，王士禎原唱見于《冶春絕句二十首》之十二(林古度)、十四(杜濬之外六人)[1]387，孫枝蔚同作見于其十五(林古度)[2]464、十七(張丹)、十八(程邃、孫默)、十九(許承宣、許承家)、二十(王士禎)[2]465；而對杜濬，雖然前者之十五、后者之十六也有寫到，但自注一致交代：“于皇有約不至”[1]387�！斑t于皇不至�！盵2]464-465這也就是說，杜濬雖曾“有約”，實際卻并未參加集會。前面所說王士禎原唱題注，《阮亭甲辰詩》本開頭用“邀”字，“邀”則可以“不至”，所以不存在問題；而《漁洋詩集》本改作“同”字以及自撰年譜、《漁洋詩話》直接列入杜濬，這顯然都是不符合事實的。
附帶關(guān)于杜濬的“有約不至”或遲到，在他本人幾乎是一個習(xí)慣。例如前及王士禎自撰年譜，同卷緊接著的“康熙四年乙巳”(1665)條，敘及該年上巳在揚州屬縣如皋冒襄家里舉行“水繪園修禊”，就說：“杜濬于皇后一日至，不及會”[1]5073。又如后來孔尚任等人在揚州“祕園”舉行集會，事后孔尚任專門有一札《與杜于皇》：
“祕園”在北郭，非紅橋一帶也。今日之集，同人俱到，待足下久不至。有客云：“見茶村乘輿疾行，向紅橋問去。”斷非赴豪家之召，或迷武陵之津耳。敬以數(shù)行作桃片，“祕園”從此不“祕”矣②。
此札寫得很風(fēng)趣，大意是說杜濬(茶村為其號)因為問錯了路，所以趕不上“今日之集”。這在詩人集會唱和的活動中，可以看作是有趣的插曲。回看王士禎這次“紅橋修禊”，無論杜濬出自何種原因，他的“有約不至”確乎是一個事實。
此外，曾見《王士禛全集》附錄一篇采自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卷六的《王文簡公事略》，其中敘及王士禎(文簡為其謚號)“在揚州，與林茂之、杜于皇、孫豹人、方爾止等修禊紅橋”[1]5127。這里的方文(爾止為其字)自然也應(yīng)當(dāng)除去。
(三)集會日期
關(guān)于王士禎“紅橋修禊”的具體時間，明確提及的只有上引孫枝蔚同作的標(biāo)題“清明”。王士禎原唱《冶春絕句二十首》之九末句云：“平山堂下五清明�！边@個“清明”很可能也是實指。另外今人楊積慶先生整理的《吳嘉紀(jì)詩箋�！罚小兑贝航^句，和王阮亭先生》一題凡十一首，分見卷二(八首)[3]58-59、卷十五(三首)[3]468，題注為：“甲辰清明作”。又汪楫《悔齋詩》“七言絕句”內(nèi)，有《春郊絕句》十六首[4]，題注為：“甲辰清明日，同吳野人作”。這在正常情況下，應(yīng)該是當(dāng)天“紅橋修禊”結(jié)束之后吳嘉紀(jì)(野人為其號)、汪楫兩人同和王士禎的原唱，只不過汪楫詩歌標(biāo)題將“冶春”寫成“春郊”而已(參見下文)。因此，這個“紅橋修禊”發(fā)生在該年的“清明”這一天，從目前這些材料來看確實是值得相信的。
需要注意的是，正如蔣寅先生《王漁洋事跡征略》本年條所定，這年的“清明”，對應(yīng)的是農(nóng)歷三月的初九日(辛未)[5]106。而傳統(tǒng)的“修禊”，自東晉王羲之“蘭亭修禊”而下，一般都是在通行的“上巳”亦即三月初三日舉行(春禊)。因此，王士禎這個“紅橋修禊”嚴(yán)格說來，應(yīng)該屬于“補修禊”�；蛘哒f，這里的“修禊”，如同后來齊學(xué)裘《劫余詩選》卷二十二《乾隆二十六年，盧雅雨都轉(zhuǎn)轉(zhuǎn)運淮南，日招杭堇浦、金壽門、陳江皋、沈?qū)W于、王載陽、張軼青、鄭板橋修禊……》二首標(biāo)題所用的那樣[6]，只能理解為廣義的郊外宴游。
然而，由于前引王士禎各種詩文以及其他大量轉(zhuǎn)述的文字都直接被稱之為“修禊”，所以，一般讀者包括筆者很容易按照傳統(tǒng)的思路將這個“紅橋修禊”的具體時間當(dāng)作“上巳”這一天。例如邊中寶《竹巖詩草》卷下《題冶春詩社圖》八首小序就直接稱“康熙甲辰上巳”云云(詳后)。又乾隆皇帝《御制詩·三集》卷十九第二次南巡至揚州所作《游倚虹園，因題句》尾聯(lián)：“預(yù)借花朝為上巳(是處舊名‘虹橋修禊’，明日即花朝，故云)，冶春慣是此都民�！�(“紅橋”后來或稱“虹橋”)[7]519丁宿章《湖北詩征傳略》卷二十二所錄李元奮《揚州絕句》三首之二[8]：
官舫銀燈曲水隈，瑯琊風(fēng)調(diào)冶春才。
只今上巳紅橋路，一樹海棠花亂開。
這些顯然也都是以為“紅橋修禊”發(fā)生在“上巳”(后者“瑯琊”為王姓郡望，即指王士禎)。拙編《清詩選評》曾經(jīng)選及王士禎《冶春絕句二十首》，“點評”上來就說：“本題作于康熙三年甲辰(1664)上巳”[9]232。而直到現(xiàn)在，才發(fā)現(xiàn)這個日期是錯誤的。
除此之外，后世涉及“紅橋修禊”的時間還曾見一些其他類型的錯誤。例如馮云鵬《掃紅亭吟稿》卷四《題葛蕓洲虹橋春泛圖》二首之二，自注說[10]：
順治甲辰，王漁陽[洋]為揚州司理時，每公事暇，輒召賓客泛舟紅橋，賦冶春詩二十首。
這里的“順治”，乃系“康熙”之訛(另“司理”為推官別稱)。而許宗衡《玉井山館詩余》有一首《百字令·卞頌臣虹橋憶柳圖》，小序開頭說：
虹橋自漁洋秋禊，一時觴詠之盛甲于東南，垂二百年猶相稱道[11]。
這是將“紅橋修禊”這次所謂的“春禊”當(dāng)作了一般在農(nóng)歷七月十四日舉行的“秋禊”，其在時間上的誤差自然更加大了。
附帶關(guān)于前及王士禎自撰年譜，同卷稍前“康熙元年壬寅”(1662年)條記有另一次所謂“紅橋修禊”[1]5068：
其春，與袁于令萚庵諸名士(杜于皇濬、邱季貞象隨、蔣釜山階、朱秋厓克生、張山陽養(yǎng)重、劉玉少梁嵩、陳伯璣允衡、陳其年維崧)修禊紅橋，有《紅橋倡和集》。山人作《浣溪紗》三闋，所謂“綠楊城郭是揚州”是也。和者自茶村而下數(shù)君，江南北頗流傳之，或有繪為圖畫者。于是，過揚州者多問紅橋矣。
這里其他毋論，所說時間“春”，據(jù)惠棟注引王士禎當(dāng)時所撰《紅橋游記》，實際乃是“季夏之望”[1]5069，亦即六月十五日。王士禎與鄒祗謨合輯《倚聲初集》，正編卷三所收王士禎此詞《浣溪紗·紅橋懷古(三首存一)》之后的同作第一家杜濬同調(diào)《前題，和王阮亭韻》，上闋前兩句云：“六月紅橋漲欲流。荷花荷葉幾時秋？”[12]這也可以確證為“季夏”六月。然而，王士禎在自撰年譜中卻仍然稱之為“修禊”，并且相應(yīng)地還把時間誤定為“其春”，以致后人往往同樣受到他的誤導(dǎo)(其中《揚州畫舫錄》一處詳后注釋)。不過，由于該次唱和的文體是詞而非詩，所以即使根據(jù)這一點，我們所說的王士禎“紅橋修禊”也不至于與之相混淆。當(dāng)然，在考察“紅橋修禊”的影響時，該次所謂“紅橋修禊”所產(chǎn)生的作用也是不容忽略的。
二、冶春唱和
冶春詩在王士禎之前、元明之際的著名詩人楊維楨也曾有過創(chuàng)作，并且很有影響。但自“紅橋修禊”以后，這個影響即被王士禎所取代。王士禎當(dāng)時首唱的這一組詩歌先后確實有很多人附和。從唱和的時間、作者及形式來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批次。
第一批次，即“紅橋修禊”當(dāng)場諸家同作。根據(jù)上文所述，應(yīng)邀而參加這次集會的人物共有林古度、張丹、孫枝蔚、程邃、孫默、許承宣、許承家七人。他們都是詩人，并且絕大多數(shù)現(xiàn)今還有詩集流傳�？上У氖�，這些詩集如同其他一般的詩集一樣，在作品保存上都不可能真正完整，有的甚至缺漏極其嚴(yán)重。如林古度，他于“紅橋修禊”當(dāng)年“自攜其萬歷甲辰[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以后六十年之詩”托王士禎“刪定”，結(jié)果王士禎僅僅選為《林茂之詩選》二卷，并在序中說“率皆辛亥[萬歷三十九年，1611年]以前之作”[13]。正因為如此，所以諸家同作，我們只讀到前引孫枝蔚的那一組詩歌。而盡管如此，王士禎自撰年譜所說的“諸君皆和”從常理來看仍然是值得相信的。不過，這種所謂唱和，實際上屬于基本平行的共同創(chuàng)作。各家作品除另有特殊約定之外，一般只要求題目相同，而用韻不拘。孫枝蔚該組詩歌相對于王士禎的原唱便是如此。
第二批次，為“紅橋修禊”事后友人和作。這方面的作者及作品目前已知的又可以分為三組。
一是如前所述，在“紅橋修禊”結(jié)束當(dāng)天，吳嘉紀(jì)、汪楫兩人就已經(jīng)“屬和”�，F(xiàn)存兩人和作，雖然數(shù)量不等，用韻也與王士禎原唱不盡相同，但吳嘉紀(jì)詩歌標(biāo)題明確作《冶春絕句，和王阮亭先生》，汪楫詩歌又是“同吳野人作”，所以確實同為和作無疑。至于后者標(biāo)題“冶春”寫成“春郊”，則可能是由于汪楫當(dāng)時對王士禎的原唱還不是特別了解(輾轉(zhuǎn)得自吳嘉紀(jì))，或者后來自己又做過細微的修改，不過意思仍然基本相同。
二是在此稍后，陳維崧等人也有一次集體“屬和”。據(jù)陳維崧《湖海樓詩集》卷一《和阮亭冶春絕句，同茂之、于皇、祖望、豹人、澹心、椒峰》六首標(biāo)題③，可知至少有七位作者。其中林古度、張丹、孫枝蔚三人本來就參加過“紅橋修禊”，這一次則是真正意義上的和詩�，F(xiàn)在還能讀到孫枝蔚的和作，集內(nèi)緊接前引那組同作，題為《后冶春，次阮亭韻》，凡二十四首[2]466-471，用韻與王士禎原唱完全對應(yīng)，僅第一首最末一句的韻字王士禎作“詞”(“那能聊欠冶春詞”)而孫枝蔚作“詩”(“解唱黃河遠上詩”)，還不知究竟是誰曾經(jīng)做過改動。又陳玉璂(椒峰為其號)，其和作見于《學(xué)文堂集·詩集》“七言絕”之一[14]，題為《和王阮亭冶春詩二十四首》，唯用韻不盡相同。這說明，所謂和詩，雖然以和韻最為嚴(yán)格、標(biāo)準(zhǔn)，但也不妨仍舊只和題目。又余懷(澹心為其號)，王士禎所輯《感舊集》卷七錄有其《和阮亭冶春詩》一首④，應(yīng)該即屬于當(dāng)時的和作。
三是這里的陳玉璂詩歌，其十八、十九還分別提到呂師濂(字黍字)、劉體仁(官“比部”)[14]，很可能兩人當(dāng)時也跟陳玉璂等七人在一起創(chuàng)作。今人整理的劉體仁《七頌堂集》，其中第一種《七頌堂詩集》以及最末新增的《詩文補輯》均未見有關(guān)和作⑤。筆者還沒有條件閱讀呂師濂詩集，但從民國時期徐世昌所輯《晚晴簃詩匯》卷十七讀到一首《廣陵冶春詞，和阮亭先生》[15]496-497，則其情形正與余懷相似。
以上三組，即使去除劉體仁，明確可知和過王士禎冶春詩的作者，也已有十人之多。當(dāng)然，他們作為王士禎的友人，究竟是出于主動，還是像上及汪楫該題同卷后面第四題《禪智寺有東坡斷碣，日久零落，王阮亭先生屬碩揆上人重葺之，索和二首》所示的那樣[4]，系王士禎“索和”，這一點很難確斷，最大的可能是兼而有之。不管怎么說，前引王士禎《居易錄》稱“一時名士皆屬和”客觀上應(yīng)該是符合事實的。
另外，前面一再出現(xiàn)的杜濬，其《變雅堂遺集·詩集》內(nèi)雖然未見同作、和作，但卷九“七言絕句”有一首《題王阮亭冶春詞后》[16]，可知其確實很熟悉王士禎的冶春詩。又宗元鼎《芙蓉集》卷十二“七言絕句”，有康熙四年(1665年)《乙巳春，夜讀王阮亭先生冶春、紅橋、真州諸絕句，漫作八首》⑥，同樣可以見出王士禎冶春詩在當(dāng)時的影響，經(jīng)常被人征引、化用的“五日東風(fēng)十日雨，江樓齊唱冶春詞”兩句，就出自這組詩歌的第七首[17]。
附帶關(guān)于上及陳維崧該題詩歌，其《湖海樓詩集》本卷內(nèi)部編年在康熙二年“癸卯”(1663年)，這明顯是一個疏忽。此外前及丁宿章《湖北詩征傳略》，卷十六“奚祿詒”條說[8]：
祿詒……官江蘇�！c杜于皇為中表，詩歌酬唱，誼若弟昆，詩境亦復(fù)相近�！兑贝涸~，約于皇不至》云：“杜陵老叟窮可憐，猶能斗酒詩百篇。今朝何處爐頭醉，知有人家送酒錢。”
這里所謂奚祿詒“約”杜濬“不至”的《冶春詞》，實際就是前述王士禎《冶春絕句二十首》中的第十五首，而丁宿章不免張冠李戴。
第三批次，為“紅橋修禊”事后他人和作。這方面的作者不限身份、地域乃至?xí)r代，因此為數(shù)更多，只能舉例說明。
乾隆年間黃文旸《掃垢山房詩鈔》卷一有《上巳后二日，同人雨中登紅橋，用漁洋山人冶春原韻》二十首[18]。其中特別引起注意的是最末第二十首[18]：
上巳清明才兩日，漁洋修禊憶芳型。
十風(fēng)五雨催行樂，記取紅橋橋上亭。
這里的首句“上巳清明才兩日”，對照標(biāo)題所說的“上巳后二日”，蓋以“清明”與“上巳”為同一天。黃文旸生于乾隆元年丙辰(1736)⑦。據(jù)已故鄭鶴聲先生編《近世中西史日對照表》，此起直到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才出現(xiàn)“清明”與“上巳”重合的日子[19]551。而《掃垢山房詩鈔》此題編在卷一，顯然系黃文旸早年所作，當(dāng)時正常不存在“清明”與“上巳”重合的情況。因此，聯(lián)系詩歌第二句“漁洋修禊憶芳型”來看，黃文旸很可能是誤以為王士禎“紅橋修禊”該年“清明”與“上巳”剛巧重合。而這個原因則正是由于那次集會一方面發(fā)生在“清明”，另一方面又稱作“修禊”。
清末劉毓崧《通義堂文集》卷七《吳讓之先生小紅橋唱和詩冊跋》記載有另一次“小紅橋修禊”[20]：
道光乙未，李蘭卿都轉(zhuǎn)官常鎮(zhèn)通海道，榷署在揚，與紳士寓公唱和幾無虛月。是年上巳日，小紅橋修禊，會者十六人，同集載酒堂，以所題楹帖中“晝了公事，夜接詩人”“禪智尋碑，紅橋修禊”十六字分韻……又各和王漁洋冶春詞原韻二十首。
這里“乙未”為道光十五年(1835)。該次集會由李彥章(蘭卿為其號)發(fā)起，參加者據(jù)省略號處所列乃有吳廷揚(讓之為其號)以及劉毓崧之父劉文淇等十五人。全部“會者”“各和”王士禎冶春詩，可以想見其盛況。此外如劉文淇《青溪舊屋文集》卷十一有《李蘭卿觀察彥章招同桃花庵修禊，和新城王文簡公冶春詞(二十首存六)》一題[21]，作期不詳，不知是否屬于同一次；如果不是同一次，那就更能夠反映李彥章等人舉行“修禊”并“各和”王士禎冶春詩之頻繁。
這些作者的和作，全部都是和韻。其所和原唱，都是前述王士禎《冶春絕句二十首》，這顯然與王士禎詩集的流傳情況有關(guān)。而如嘉慶年間樂鈞《青芝山館集·詩集》卷二十二《效漁洋冶春詞九首》[22]，題注“‘嬉春’第一集”，則可知其乃是仿作，并且還被定為樂鈞等人“嬉春詩社”首次集會的社題。
上述三個批次的唱和，對于王士禎“紅橋修禊”來說，只有第一批次屬于對應(yīng)的集會唱和。另兩個批次，盡管本身也多為集體創(chuàng)作，但與王士禎“紅橋修禊”并不發(fā)生在同一次，所以總體上只能算是非集會唱和。而作為原唱的王士禎冶春詩，如同沈起元《敬亭文稿》卷八《運使盧雅雨七十壽序》所說：“本朝漁洋先生司李于此……《冶春》倡和之什布海內(nèi)”[23]。并且一直綿延不絕，從而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專題唱和。這在王士禎的所有作品中，大概僅次于另一組《秋柳詩四首》引發(fā)的“秋柳唱和”。它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王士禎“紅橋修禊”的影響。
三、冶春詩社
王士禎“紅橋修禊”、“冶春唱和”，還生發(fā)出所謂的“冶春詩社”。關(guān)于“冶春詩社”的記載，目前所見比較原始、完備的，即為前及邊中寶《竹巖詩草》卷下《題冶春詩社圖》八首小序[24]：
“冶春詩社”者，阮亭先生司李揚州時修禊故地也。康熙甲辰上巳，先生于小秦淮西岸北控虹橋之區(qū)，與諸名士賦詩飲酒，極目騁懷，首唱冶春詩廿四章，群賢和之。一時佳話流傳，直追永和故事。嗣后地漸荒蕪，歸之田氏。主人香芷，念前修之遺跡，慨興廢之靡常，即其址擴而新之，名曰“冶春園”。倩王虛舟筆，大書“冶春詩社”，泐之石。又覓名畫工繪圖，且為記。頓使先哲所遺，煥然改觀焉。乾隆壬辰，余偕隨園弟來游，見夫崇樓復(fù)道、異石繁花，心為之喜。及披閱圖記，更不覺悒悒于百有九年之往事也。題詩八首，亦猶是“俯仰今昔，感慨系之”云爾。
這里“壬辰”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小序及詩歌應(yīng)該就作于這一年。蔣士銓《忠雅堂詩集》卷二十也有《“田園”主人畫冶春詩社圖，即阮亭司理紅橋修禊處。既為作記，綴詩十二首》[25]1300-1301，編年同樣在“壬辰”。唯蔣士銓所撰圖記，其《忠雅堂文集》內(nèi)未見，有可能已經(jīng)遺佚。
根據(jù)邊中寶這篇小序的敘述，可以知道這個“冶春詩社”實際上是一個地名。其之所以取這個名字，乃是因為該地原為王士禎舉行“紅橋修禊”及首次“冶春唱和”的地方，相當(dāng)于一個紀(jì)念性的場所。此時的主人姓田，名毓瑞，“香芷”疑為其字，捐有知府銜。蔣士銓該組詩歌，最末第十二首稱該地為“田家園子”[25]1301，標(biāo)題則簡稱“田園”。“冶春詩社”就位于“田園”之內(nèi)，而“田園”又稱“冶春園”。所繪《冶春詩社圖》乃是關(guān)于這個地方的風(fēng)景圖，而不是某一個詩社的社圖。
《冶春詩社圖》的繪畫時間應(yīng)該在邊中寶等人題詩之前，但具體年份無法確定。盧見曾《雅雨堂詩集》卷下《紅橋修禊》四首小序，曾敘及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年)皇帝第二次南巡時，揚州紅橋所在的“保障湖”一帶疏浚整理，“兩岸園亭，標(biāo)勝景二十”，其中有一景稱作“冶春詩社”⑧。這應(yīng)該就是指田毓瑞的“冶春詩社”，或者以之作為標(biāo)志性建筑。稍后李斗撰《揚州畫舫錄》在“冶春詩社”“冶春園”諸名稱之外，還一再提到“冶春社”“冶春茶社”“冶春樓”以及“倚虹園”“虹橋修禊”等等(文繁不注)，大致也都在這個地方，只不過涉及不同時代，名稱有別，或者范圍大小不盡相同而已。到了同治年間，“舊在虹橋西岸‘冶春園’內(nèi)”的“冶春詩社”“久圮”，“運使方濬頤移建長春橋旁‘課桑局’后”⑨，如同方濬頤《二知軒詩續(xù)鈔》卷十四《平山堂雜詩，次研山韻》十首之七起句及自注所云：“冶春詩社湖東補(社本在湖西)”[26]。這就更加說明，“冶春詩社”僅僅是作為地名使用，而并不是一般所說的詩社。
不過，自從“冶春詩社”這個名稱出現(xiàn)之后，就有人有意無意地將它理解為一般所說的詩社，也就是將王士禎“紅橋修禊”當(dāng)成了詩人結(jié)社。一是像前及邊中寶《題冶春詩社圖》八首，正文有云：“虹橋南畔開詩社，多少名流得得來。”(其二)“主盟首唱冶春章，梁苑鄒枚各獻長�！�(其三)[24]這就認(rèn)為王士禎當(dāng)時是在“開詩社”，并擔(dān)任通常所說的社長。二是像光緒年間，揚州地區(qū)有一個臧谷等人組織的詩社“冶春后社”。其既稱“后社”，自然是相對于“前社”而言，等于也把“冶春詩社”理解為一般所說的詩社。兩種表述，都有可能給后世的讀者造成誤導(dǎo)。
然而事實上，王士禎等人舉行“紅橋修禊”，并沒有結(jié)社之意，更沒有立社之名�？滴醭跄辏乔逭畤�(yán)禁文人結(jié)社的時候。王士禎身為掌管刑法的朝廷命官，這方面的頭腦無疑比一般人更加清醒。他后來一路官運亨通，仕至刑部尚書，與他作為一個詩人雖多有集會唱和之舉卻從不明確創(chuàng)立詩社恐怕也不無關(guān)系。無論從主觀還是客觀上來看，這個“紅橋修禊”相對于結(jié)社而言，都僅僅是一般所說的集會。
附帶關(guān)于道光年間山東王培荀撰《鄉(xiāng)園憶舊錄》卷四曾說[27]：
漁洋……在揚州作冶春詞……后田家園作《紅橋詩社圖》，蔣心余題之云：“難覓風(fēng)流杜牧之，綠楊城郭故遲遲。如何一片紅橋水，腸斷漁洋七字詩�！薄凹t橋詩社”與“秋柳詩社”，南北輝映，永為騷壇故事矣。
這里所謂《紅橋詩社圖》，實際應(yīng)該是《冶春詩社圖》。所引蔣士銓(心余其字)題詩，見于前及組詩開頭第一首[25]1300，次句“遲遲”原作“參差”。而所謂“紅橋詩社”以及“秋柳詩社”，也都不是真正的詩社。
王士禎“紅橋修禊”之后，該地的詩人集會唱和活動蔚成風(fēng)氣，經(jīng)久不衰。例如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的孔尚任“紅橋修禊”⑩、前及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的盧見曾“紅橋修禊”、另嘉慶六年辛酉(1801)的曾燠“虹橋修禊”、前及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的李彥章“小紅橋修禊”等等，足以形成一個“紅橋修禊”的系列。王士禎的創(chuàng)始意義由此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即使在清代整個揚州地區(qū)乃至全國各地的各種詩人集會之中，王士禎這個“紅橋修禊”也是十分突出、值得特別關(guān)注的。
①可見惠棟、金榮《漁洋精華錄集注》卷三，齊魯書社1992年版，上冊第284—290頁。
②參見徐振貴《孔尚任全集輯校注評》第五編《湖海集》卷十一，齊魯書社2004年版第2冊第1201頁。
③陳維崧《湖海樓詩集》，《陳維崧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上冊第566—568頁。此外該本《陳維崧集補遺》卷三《詩》之八“七絕”，分別據(jù)王士禎輯《感舊集》、乾隆刻本《湖海樓全集》，輯有“水閣蕭蕭三兩家”云云、“官舫銀燈賦冶春”云云各一首，見下冊第1767頁、第1770頁。《感舊集》該首原載卷十一，標(biāo)題作《和阮亭冶春絕句，同茂之、于皇、祖望、豹人、澹心、賡明》(“賡明”系陳玉璂表字)，見《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74冊，第349頁。
④王士禎《感舊集》，第276頁�？稻糨嬘鄳选段锻廛幵娸嫛匪洿嗽姡汲鎏幖丛谟诖�，見《清代詩文集匯編》第57冊，第411頁。
⑤劉體仁《七頌堂集》，黃山書社2008年版。另按：《七頌堂詩集》卷八“絕句·七言”內(nèi)，第一題為《題李長蘅畫，為阮亭》，第三題卻為《歲寒雜詠》四首，據(jù)題注乃明末崇禎十六年(1643年)“癸未，寓石城”作，當(dāng)時王士禎還只有十歲，可知原書前后作品編次相當(dāng)混亂。此二題同見第107頁。又其后康熙七年(1668年)《戊申三月廿八日小集河亭，賦柳枝詞八首……王阮亭……同作》，與倒數(shù)第三題《寄阮亭揚州》情形相似，依次見第109頁、第116頁。
⑥宗元鼎《芙蓉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38冊，第411—412頁。題內(nèi)所謂“紅橋”之“絕句”，疑指前述康熙元年壬寅(1662年)那次“紅橋修禊”首唱之《浣溪紗》詞。
⑦參見江慶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第693頁。所據(jù)黃文旸《掃垢山房詩鈔》卷五《壽吳柏槎六十》，首句云：“我生歲丙辰�！痹斠姟独m(xù)修四庫全書》第1459冊第57頁。
⑧參見盧見曾《雅雨堂詩集》，《續(xù)修四庫全書》第1423冊第437頁。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十《虹橋錄·上》盧見曾小傳謂“二十景”建于此后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年)皇帝第四次南巡時，恐誤，見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版，第218—219頁。
⑨王定安等《重修兩淮鹽法志》卷一百五十《雜紀(jì)門·祠宇》，出自《續(xù)修四庫全書》第845冊，第593頁。
⑩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十《虹橋錄·上》梅文鼎小傳敘及該集會，誤以為“此在漁洋之前”，見第231頁。關(guān)于這一點，已故錢承芳先生《揚州虹橋考》一文第二部分《虹橋修禊》亦曾指出，可見《錢承芳文集》，廣陵書社2008年版第26頁。此外，《揚州畫舫錄》同卷王士禎(正)小傳敘及前述康熙元年壬寅(1662年)唱和《浣溪紗》詞那次“紅橋修禊”，謂“壬寅春”云云，于季節(jié)亦誤，見第211頁。
作者介紹：朱則杰，浙江大學(xué)傳媒與國際文化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文學(xué)博士，從事清代詩歌研究，浙江 杭州 31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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