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時代如何解決“異地高考”問題？

　　【核心提示】高考洼地、異地高考、高考移民，近些年對于國人來說不算陌生，近來“名校屬地擴(kuò)招”的消息又將北大、清華推上了地域歧視的風(fēng)口浪尖。這些都說明了教育公平牽動民心。而在古代也有類似情況，當(dāng)時又是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近日，“異地高考”改革進(jìn)入快車道。一方面這是為了解決城市新移民的子女升學(xué)障礙;另一方面，“異地高考”還指向高考錄取公平問題。一些“高考大省”的考生，對以京滬為代表的發(fā)達(dá)城市，以及邊疆教育落后地區(qū)的低分錄取，一直難以認(rèn)同。

　　其實，這個問題不是突然間冒出來的;中國作為幅員遼闊、發(fā)展不均衡的大國，科舉歷史上一直有“異地高考”、“高考移民”等問題;科舉制度從來與戶籍、錄取名額地域分配、歧視反歧視聯(lián)系在一起。下面從國家考試-地方考試、地域公平-考試公平這兩組維度，來分析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的分配。

　　科舉制起于隋唐，以考試論英雄，取代被門閥貴族所壟斷的察舉制，給了平民更多上升的機(jī)會。在唐代，國家級考試不分地區(qū)錄取;地方考試按州的大小選拔考生，不過京兆府(長安)分配的名額遠(yuǎn)超其他地區(qū);一般州的名額為兩三人，而長安每次都多達(dá)數(shù)十人，甚至有時超過百人。所以，柳宗元在《送辛生下第序略》中說：“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

　　這就有了第一個問題首都錄取名額畸高。

　　宋代也有這個問題。通過地方考試選拔參加國家考試考生的名額，叫“解額”。以嘉祐五年(1060年)為例，首都開封府的解額是266人，而陜西只有123人，廣東只有84人；而且，國子監(jiān)108人的解額，并不算在開封府內(nèi)。國子監(jiān)加開封府的考生，在國考中登科的人數(shù)，占到全部考生的一半左右。無怪司馬光稱：“蓋由每次科場及第進(jìn)士，大率皆是國子監(jiān)、開封府解送之人�！�

　　到清朝，順天府(北京)的舉人名額也一直是全國最高的，同治元年(1862年)順天府的名額是185人，文化大省浙江只有152人，廣東省為10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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