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思想結(jié)構(gòu)（教案資料）4

論政治 孟子的政治思想，其主軸在于“保民”，所謂“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上·七）民為邦本，無人民即無國家，無國家即無國君，無人民也無社稷；國君與社稷，皆為保民而立，是以人民最為可貴。而保民之道，在于制民恒產(chǎn)，使仰事俯畜，養(yǎng)生送死而無憾。如國君不能盡保民之責(zé)，人民無法安居樂業(yè)，那要國君又有何用？所以孟子主張國君不能盡責(zé)，可以“變置”。這種“民貴君輕”的主張，在孟子政治思想中，極為重要，故列為本大類之首。 為高必因丘陵，為方圓必因規(guī)矩，因勢利導(dǎo)，自然易行。先王之道，猶如丘陵；先王之法制，猶如規(guī)矩，行之既久，又復(fù)有效，自當(dāng)因之而行，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所以主張為政必須“因先”。但是孟子也認(rèn)為“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離婁》上·一）徒有先王的良法，而無賢者的推展，也是難以發(fā)揮功效的。所以國君必須尊重賢者，重用賢者，使賢者居于高位，得盡所能以治國，由此可見孟子法治、人治兼顧之政治理念，故以“因先尊賢”之目居于次。 戰(zhàn)國時代，諸侯黷武，兵連禍結(jié)，民不聊生。孟子有見及此，故極力反對戰(zhàn)爭，以為人君只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即可保民而王，何用戰(zhàn)爭？故舉凡聳動國君，自稱“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能為君約與國，戰(zhàn)必克”的人，孟子皆目之為“民賊”，由此可見孟子對戰(zhàn)爭之憎惡。今故以“仁者無敵”為目而次之于末。 　　 一、民貴君輕 孟子政治思想中，民貴君輕是他的重要主張。民貴主張，是民本思想的延伸，孟子認(rèn)為人民是構(gòu)成國家的基本要素，君主與社稷，都是為民而立的，如果君主與社稷不能盡其職，就應(yīng)該更置，故列“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為本單元首章。“湯放桀”一章，闡明桀、紂為殘賊之君，乃為一夫而被殺，以發(fā)明民貴君輕之義，故次之。天下既以民為貴，失民心者失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故又以“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章次之。君王不免有私好，若此私好能與民同好，依然可以王天下，而“暴見于王，王語暴以好樂”章，正是與民同樂之旨，故又次之。國家既以民為貴，保民者能王，“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章正論斯旨，故又次之。王化之本，在于養(yǎng)生送死足備，然后導(dǎo)之以禮義，故以“寡人之于國”章再次之。君能以民為貴，而行仁政，則民能親其上而死其長，故終以“鄒與魯哄”章殿其后焉。 �。ㄒ唬┟献釉唬骸懊駷橘F，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干水溢，則變置社稷�！保ā侗M心》下·一四） 分析：在兩千多年以前君權(quán)至上的時代，孟子就有了“民為貴”的民本思想，強調(diào)“得乎丘民而為天子”，認(rèn)為國君是為民而立的，真是難能可貴。 所謂國以民為本--沒有人民，又哪來的國君？所以孟子說“君為輕”。至于土谷之神，也是為人民而設(shè)立的--沒有人民，土谷之神又有何用？又有誰來祭祀？所以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依理而推，諸侯是天子所封，大夫是諸侯所命，其尊貴當(dāng)然又比不上天子，更比不上社稷之神。因而孟子可以大聲疾呼：如果諸侯、大夫治國、治邦，危及社稷、國家，就應(yīng)該更立一個賢君；同樣的，如果社稷之神不能盡其保民的責(zé)任，社稷之神也可以予以更換。 孟子借此提醒國君，人民是該被疼惜的；也借此警告國君，沒有人民的擁護，就會失去他的權(quán)柄，一切轉(zhuǎn)眼成空。的確，沒有人民支持的國君，就如一座沒有人抬的轎子，終究不能自行移動。天下國君，若知反省，怎敢自尊自大？孟子在此，早將君權(quán)、神權(quán)壓下，而將人民高高舉起了。 （二）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于傳有之�！痹唬骸俺紡s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wù)D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保ā读夯萃酢废隆ぐ耍� 齊宣王質(zhì)疑湯放桀、武王伐紂是以下犯上的舉動，并且深不以為然。孟子則認(rèn)定桀、紂都是賊仁、賊義，沒有民眾支持的獨夫，根本算不得國君，所以廢除他、流放他，并無不可。 齊宣王迷信君臣的名分是一種絕對不可更易的制度；孟子則以為君王必須擔(dān)負(fù)保民、養(yǎng)民的重責(zé)大任，如果國君失職，人民可以將之推翻，認(rèn)定君若不君，便不能怪責(zé)臣之不臣。 的確，賊仁賊義的暴君，只會給天下帶來災(zāi)難，誤引蒼生淪入萬劫不復(fù)的絕地，怎能作為天下人的榜樣，受天下人的愛戴？這種人遲早成為眾叛親離、亡國喪身的獨夫，如桀紂等身死為天下笑的暴君，可為殷鑒。 (三）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驅(qū)魚者，獺也；為叢驅(qū)爵者，鹯也；為湯、武驅(qū)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驅(qū)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茍為不畜，終身不得。茍不志于仁，終身憂辱，以陷于死亡�！对姟吩疲骸�其何能淑？載胥及溺⑧。’此之謂也。”（《離婁》上·九） 本章分為兩部分，前半自“孟子曰”到“桀與紂也”，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政治觀，后半則批評時君不致力于仁政，終究陷于滅亡。 孟子在本章所強調(diào)的政治理念，與“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下·一四）是一致的�！渡袝�》說“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人民就像金字塔的基底，廣大而穩(wěn)固，沒有這個堅實的基礎(chǔ)，再高、再精致的建筑都支撐不住。人君若能得到人民的愛戴與擁護，無疑地就是擁有了最寶貴的政治資源，所以孟子說“得乎丘民（人民）而為天子”（《盡心》下·一四），而夏桀、商紂兩位有名的暴君，就是因為失去人民的支持，所以丟了天下。 孟子提出得民心的方法，簡單地說，就是施行仁政。在本章，孟子分別從積極與消極兩方面，舉出具體的方向：人民想要的，為他們聚集；人民厭惡的，不要施加在他們身上。一個懂得行仁政、聚民心的君主，得天下是勢所必然的，孟子說：“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離婁》上·三）湯、武取代桀、紂之暴而王天下，正是這個道理。 雖然古有明訓(xùn)，殷鑒不遠(yuǎn)，但是當(dāng)時諸侯卻往往旁若無聞，無視王道仁政的重要性。即使發(fā)現(xiàn)了問題所在，仍然只像那患了七年的病，才想到要求取存放三年才能治病的艾草一樣，如果人君不能積漸以行仁政，最后的結(jié)局還是不免滅亡一途。 　　 （四）莊暴見孟子（《梁惠王》下·一） 本文分四段。 首段交代背景，記述孟子聽說齊宣王喜歡聽音樂，打算利用機會進諫的事實。二段敘述宣王聞言面紅耳赤，慚愧自己只喜歡俗樂，卻不喜歡先王之樂；孟子則告以音樂不由今古、雅俗定高下，卻由獨享、共賞見差異，暗示宣王施政必須以民意為考量。第三段孟子用反問的方式，讓宣王自行體認(rèn)與民共享的重要性，誘導(dǎo)他能真切地關(guān)懷人民。最后一段，孟子設(shè)譬，借人民的直接反應(yīng)加以說明，讓宣王解悟，原來施政只要能以民意為重，便能獲得人民的擁護。 孟子主張今樂、古樂，其為樂則一，不必作區(qū)分，重點只在告訴宣王，凡事必須以民為重，能得民心；民心既聚，才得人和。否則即使是演奏《咸》、《英》、《韶》、《濩》等古圣王的樂曲，人民也將聞樂而疾首蹙，不僅無補于治，還可能引發(fā)民怨。 　　 （五）  “齊桓、晉文之事（《梁惠王》上·七） 本章是《孟子》一書中最長的一章，全文都是齊宣王和孟子的對話。齊宣王希望孟子為他講述春秋霸主齊桓、晉文的事跡，但孟子不愿談霸道，卻委婉曲折地為他談王道，波瀾翻騰，跌宕有致。 本章依照對話的內(nèi)容，大致可分為四個段落： 第一段從文首至“是以君子遠(yuǎn)庖廚也”。孟子以齊宣王以羊易牛的“仁術(shù)”，肯定宣王可以保民而王。 第二段從“王說曰《詩》云”至“然后快于心與”。孟子曉喻宣王推恩足以保四海，宣王之不能王天下，是不為，而非不能。 第三段從“王曰否吾何快于是”至“其若是孰能御之”。孟子分析王之所大欲，若順欲而為，必有后災(zāi)；只有施仁政，方能無敵于天下。 第四段從“王曰吾惛不能進于是矣”至文末。孟子談仁政之要在養(yǎng)與教二端，并提出仁政藍(lán)圖。 （六）寡人之于國也 梁惠王自以為盡心于國政，但是遺憾不能吸引人民的歸附，因此向孟子請益。孟子并不直接回答他的問題，而是巧妙運用梁惠王的好戰(zhàn)，舉了一個“五十步笑百步”的例子，暗示梁惠王，如果只是在兇歲時才知道要移民移粟，那是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的做法，治標(biāo)而不治本。治國必須得其道而行，方可收得成效，而此道就是“王道”。 孟子認(rèn)為，王道始于使人民養(yǎng)生送死而無憾，孟子首先舉了三件具體的事例：不違農(nóng)時、數(shù)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這三件事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遵“時”養(yǎng)民。身為一國之君，豈會不知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農(nóng)時之道，只是在戰(zhàn)事頻仍的戰(zhàn)國時期，各方諸侯為了擴張領(lǐng)土，富國強兵，總是濫用民力，使民不以時，如何能不招致民怨？因此后文所說的“無失其時”、“勿奪其時”，也都是進一步強調(diào)“使民以時”的重要性。如果能徹底力行這些攸關(guān)民生大計之事，可使百姓富足，生活無虞；同時對于家人的身后之事，也能盡其所能地表達(dá)心意，充分展現(xiàn)中國人事死如事生及慎終追遠(yuǎn)的傳統(tǒng)觀念。 不過，光是倉廩豐足、使民養(yǎng)生送死而無憾的“富民”是不夠的，那只是王道之治的第一步。孟子進一步提出，必須以禮義教化民心。這正是孔子主張庶而富之、富而教之的治國之道。《論語·子路》有一段記載：“子適衛(wèi)，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富民始，以教民終，“王道”才算完成。人民既能“倉廩實”，又能“知禮義”，國家還能不強盛嗎？所以孟子說“然而未王者，未之有也”，正是此意。 孟子強調(diào)力行王道仁政，以民為主，富民教民，如此方能成就王業(yè)。 （七）鄒與魯哄。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⑤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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