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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隊伍管理現狀問題調查分析 -調查報告
公安機關擔負著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重大職責，公安隊伍的管理水平，決定了隊伍的凝聚力與戰(zhàn)斗力，直接影響著公安機關保一方平安職責的落實。對公安隊伍的管理現狀進行實事求是的調查，掌握分析廣大公安民警的思想動態(tài)，將有助于我們發(fā)現問題，調整隊伍管理方針，做好隊伍的政治思想工作。為了實現公安隊伍的長遠管理目標，我們必須以高度的責任心，對存在問題不掩蓋、不回避、不護短，客觀剖析當前公安隊伍管理中存在的各種弊病。
為了獲得民警思想動態(tài)的第一手資料，我借助公安內部網絡，在公安網上開展了一次隊伍管理現狀及民警心態(tài)的民意調查，并對調查結果進行統(tǒng)計分析。希望各級公安領導能夠實事求是，對隊伍管理現狀進行重新定位和深刻反思，制定合理的隊伍管理政策，促進公安隊伍整體工作開展，確保公安隊伍更好地履行工作職責，保一方平安。
綜合分析
在當前社會治安形勢錯綜復雜的情況下，公安機關為維護社會穩(wěn)定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勞動，得到政府和社會的充分肯定。以下問題的討論，筆者側重于對存在問題或不同看法的討論分析。
一、當前社會現狀及治安形勢的客觀評價
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部隊、警察都是專政工具，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警察是調和、平息社會矛盾的工具，警察所承當責任的大小，與社會矛盾的發(fā)展變化息息相關。當前公安隊伍所承擔的工作任務，正與我國當前社會矛盾緊密相關。我們必須從分析當前社會現狀和社會矛盾出發(fā)，分析社會治安形勢的現狀及發(fā)展趨勢。
首先，決定社會治安形勢的主要因素是由社會矛盾，即社會中存在的不平等、失業(yè)、貧富分化、腐敗、種族問題、黑惡勢力等因素決定的。公安機關對社會治安的管理，只能對治安起著一定的控制緩解作用，只治標，不治本。單憑公安機關無法化解社會根本矛盾，也無法平息矛盾激化帶來的社會治安惡化。從國際上看，俄羅斯、阿根廷、哥倫比亞、印度尼西亞、盧旺達等國家由于社會矛盾積聚、激化，遠遠超出警察機構的控制能力，社會治安的急劇惡化是十分必然的。
當前中國基本的國情，經濟保持較高速度增長，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但是，經濟發(fā)展并不能自動保證社會治安的穩(wěn)定。相反，伴隨著中國經濟的發(fā)展，存在矛盾和危機日益突出：貧富分化、腐敗、地區(qū)差距、失業(yè)、下崗、農民貧困、邪教組織等問題特別突出。廣大農民處于低收入階層，農村勞動力人口過剩，大量農民進入城市找工作。城市的就業(yè)問題因為近年國企下崗、經濟轉軌等原因而日趨嚴峻�！爸袊擎�(zhèn)的實際失業(yè)率已達到7%的警戒線”。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副所長莫榮指出，過了這道線，社會就承受不了，老百姓會不滿，社會不穩(wěn)定因素就會增加，嚴重的會引發(fā)一系列反社會行為。
此外，境內邪教組織與境外敵對勢力勾結，是社會穩(wěn)定的極大隱患。
1998年，深圳市委書記張高麗提出，兩年內使深圳社會治安明顯好轉，2002年初，公安部提出力爭二三年內使社會治安有明顯好轉，這體現了政府與公安領導對社會治安形勢的重視和整治的決心。但是，這個目標的實現是十分困難的。在公安網上的民意調查數據顯示，73.1%的民警認為二三年內社會治安跟現在差不多或更差，這表明，不僅社會群眾對治安形勢深表憂慮，公安機關內部對治安狀況的好轉也是信心不足。分析中國目前的國情，幾年內，不大可能從根本上改變貧富分化、失業(yè)、地區(qū)差距、城鄉(xiāng)差別、邪教組織等問題，公安工作會面臨更加嚴峻的考驗。即使公安隊伍加大打擊力度，也難以扭轉社會治安的大趨勢。目前刑事案件破案率不到15%，而且還有大量的隱案、積案。受各種客觀因素所限，警力、經費等都不可能在幾年內有大幅增加，破案率不可能有大幅提高。退一步說，即使破案率達到100%，所有犯罪分子都被抓獲歸案，中國也沒有足夠多的監(jiān)獄關押犯人，沒有足夠多的警察看守犯人，沒有足夠多的糧食和經費養(yǎng)活那么多犯人。
因此，筆者的結論是：在中國主要社會矛盾沒有根本解決之前，社會治安難以有明顯好轉。
二、隊伍政治教育工作存在的問題
在網上調查中，80.3%的民警認為政治學習沒有取得效果，這一點應該引起有關領導的高度重視和反思。近年來公安系統(tǒng)開展了一系列聲勢浩大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從政工部門的總結及各種媒體報道上看，公安政治教育年年出經驗,年年上臺階，但從網上調查看，大多數民警并不認同近年開展的一系列教育活動。筆者認為，目前隊伍政治思想工作存在以下誤區(qū)：
（一）個別領導對政治教育工作目的認識有偏差。為何要開展政治學習？政治思想工作是隊伍管理的潤滑劑，主要目的是解決隊伍管理中存在的問題，提高隊伍的凝聚力和工作積極性。但當前個別領導把開展政治學習教育作為一種個人“政治資本”和“政治宣傳”手段。政治教育搞得聲勢越浩大，越有利于向政府、向上級領導表決心、匯報和邀功。個別領導開展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我局政治教育得到上級領導的肯定和表揚”，為了向上級表現自己管理隊伍的能力和決心，從中謀取政治利益。因此，政治教育表現在形式上華而不實，內容上
“假、大、空”，政工部門不客觀掌握反映隊伍現狀，民警思想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所以說，政治教育的指揮者開展教育的主導思想出現了偏差，學習教育是很難有實際效果的。
(二)公安隊伍內部的信任危機。近年來公安隊伍接連出現高級領導淪為階下囚，上至公安部副部長，下至某公安廳副廳長、某市公安局長等紛紛墮落，對公安隊伍震撼很大。從積極的方面看，體現了政府懲治腐敗的決心和成效，從消極的方面看，引起了公安隊伍內部的信任危機�？吹阶约壕次返念I導腐敗墮落，看到有的領導說一套做一套，廣大民警產生了信任危機。因此，臺上領導在高唱倡廉，政治教育講得頭頭是道，臺下民警在心里都打了個問號：“這世道，誰信誰？”。領導的表率作用差使政治教育工作的效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以普通民警為教育對象的政治教育引起廣大民警的反感。公安機關中最容易腐敗的，是掌握管人、管財、管車、管戶口、管出入境等實權的領導，但是這些領導往往在政治教育中以“教育者”自居，被教育者的是廣大的無權無職的普通民警。腐敗者為廉潔者上輔導課，是政治教育中經常出現的怪異現象。
（三）空洞的說教，民警實際困難得不到關心。在網上調查中，86.5%的民警認為上級領導對民警不太關心或不關心。公安隊伍經常召開政治教育、支部會議、民主生活會，但這些會議通常成了領導的“一言堂”。領導讀完了文件，開始了說教，說完了，會議也就結束了�；鶎用窬ぷ�、生活中遇到很多困難，如身體狀況、政治待遇、配偶就業(yè)、分房問題、家庭問題等，這些困難很少得到領導的關心和幫助。
(四)政治教育方法存在爭議。
1、定下“落后分子”硬性指標的政治教育。在某項政治教育中，定下了硬性的指標，規(guī)定離崗培訓和辭退的民警分別必須達到多少比例。指標層層下放，各單位按總民警數的比例計算不達標民警的指標。在實際操作中，這種做法在一些部門引起了很大的混亂，有的單位出錢給不達標民警“精神補償”，有的領導轉移矛盾，讓民警相互投票決定讓誰下崗，造成民警之間相互處心積慮，隊伍凝聚力和民警積極性受到很大打擊。
2、損害公安形象，傷害民警自尊的政治教育。在深圳，有的公安部門為了使民警安心工作，領導帶領民警便衣到人才市場求職，結果都找不到好工作。領導借機教育民警：“你們素質都不高，有警察當已經很不錯啦，有本事你們就走人，沒本事就要安心做好工作”。民警自尊受到很大傷害：“我把青春都奉獻給警察職業(yè)，現在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好了，單位領導還要迫我走人”�！熬烨舐殹边@項教育活動得到上級領導肯定和表揚，各大報紙也做了宣傳，老百姓一看就搖頭：“原來警察的素質這么低，難怪找不到工作，難怪案子也破不了”！這種政治教育實際上對警隊來說，起到了反面的效果，不僅損害了公安機關的整體形象，而且傷害了廣大民警的自尊心、積極性和集體榮譽感。在民意調查中，有12.7%的民警選擇政治教育的效果是“逆反作用”，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3、過于繁復的政治教育，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公安業(yè)務工作的開展。如近年開展的政治教育，一般由上級擬定教育方案，要求某項教育要分為幾個階段，每個階段有階段目標。每個階段各單位都要有動員、實施方案、輔導、封閉學習、自我剖析、互評、單位及個人總結。在教育期間，機關民警每天上班的主要任務就是參加學習會議和寫自我剖析材料；基層辦案單位的民警，大量待辦的刑事、治安案件只能暫擱一邊，辦案數明顯下降；窗口服務部門，在窗口擺上“下午政治學習”的牌子，群眾辦事找不到民警，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每個民警在學習中要有專用的筆記，在教育的每階段要寫不少于2500字的自我剖析材料，在單位會議上自我查擺問題，剖析不深刻或字數不夠的材料要退回重寫。一個教育下來，每個民警要寫一萬字的各種材料，寫滿一本以上的筆記，還要復習并集中參加考試，不通過者參加離崗培訓或辭退。公安機關內部分工很細，大多數民警的職責很有限。如有的民警的單位中只負責錄入電腦，有的民警只負責文件收發(fā)。要這些業(yè)務單純的民警從思想根源深挖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寫出一萬字的剖析材料，根本沒有內容可寫。于是，公安網上流傳開“通用版本”的各階段剖析材料，只要拷貝下來，改上自己的名字即可。雖然在教育中強調處理好“工學矛盾”，實際了過于繁復的教育還是影響了工作。政治教育本來目的是為了提高認識促進工作，如果片面強調形式，操作繁復，占用時間過多，反而影響了業(yè)務工作的開展，實際上是本末倒置
三、警察的職業(yè)屬性及權利義務
（一）職業(yè)屬性：警察是一種職業(yè)。所謂職業(yè)，就是“個人所從事的作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工作”。按照管理學原理，人是“經濟理性人”。對每個選擇就業(yè)的人來說，從現實和理性出發(fā)，首先考慮的，是想找一份收入高、風險低、前程好的職業(yè)，這種擇業(yè)標準也是社會認可和接受的。大多數人參加公安工作，首先是把警察作為一種職業(yè)，以謀取工資待遇解決生活來源，保障家庭收入。但是當前公安隊伍一些領導對“警察是一種職業(yè)”存在模糊意識，由此產生了“只講奉獻、不求索取”的管理理念。實際上，“只講奉獻、不求索取”只能作為一種理想的愿望，如果作為一種行政的強制要求，落實到相應的制度安排，必然會違反管理學基本規(guī)律，造成管理目標與客觀實際相脫節(jié)，使制度性安排形同虛設。當然，為了培養(yǎng)就業(yè)者端正的工作態(tài)度和作風，職業(yè)道德的教育是必須堅持的。職業(yè)道德教育可以提倡奉獻精神，但同時也要有相應的精神上、物質上的補償。換個角度看，教育者如果為了集體利益無止境犧牲個人利益，實際也是一種自私的行為。在就業(yè)中，人們總會自動將自己的職業(yè)進行橫向和縱向的對比，對自己的職業(yè)和前途進行定位和評估。在網上調查中，84.3%的民警如有機會或有工作能力愿意調離公安機關或自己創(chuàng)業(yè)，只有15.7%的民警表示愿意一直從事警察工作。這是一個很危險的訊號，這說明隊伍中多數青年民警并不十分安心本職工作，一旦有更好發(fā)展機會，許多人會“腳底揩油”。深層次的原因分析如下：
1、橫向比較的不平等待遇造成警思想不穩(wěn)定。在網上調查中，86.3%的民警認為公安機關的福利待遇比其它國家機關差。93.1%的民警認為工作壓力和工作強度比其它國家機關強度大。從政治資源方面比較，以深圳公安為例，一萬多人的隊伍，占深圳所有公務員將近一半的數量，才是個局級單位，而市政府其它局級單位有的只有幾十個人、幾百個人。同樣一個大學畢業(yè)生，分配到市政府，按照正常晉升，很快就是副主任科員、主任科員以上。如果分配到公安機關，可能畢業(yè)十年后連個副主任科員都不是，因為公安系統(tǒng)晉升級別指標十分有限。按職位數比例，在公安當個科長比在市政府當個處長的比例還小得多，公安機關科、處級領導的平均年齡比起其它機關領導的平均年齡大得多，留給公安民警的個人發(fā)展空間十分有限。這種政治資源的不平等配置埋沒了大量的人才，并使公安民警在晉升、工資、住房、教育、地位等方面處于絕對劣勢。另一方面，政治資源的劣勢并沒有得到其它形式的補償。在網上調查中，94.3%的民警認為超時加班應該按國家標準補加班費。公安的職業(yè)性質決定了外勤民警經常加班加點工作，但是超時加班很少有加班補助。
僅僅通過“教育整改、統(tǒng)一思想”是不是就能改變思想作風呢？警隊為什么會存在厭戰(zhàn)情緒？因為警察也是“經濟理性人”，一些警察把自己的職業(yè)與海關、稅務、工商等職業(yè)相比。很明顯，警察的待遇差、晉升難、強度大、時間長、危險性高。通過對比，心理產生不平衡。正是這種不滿情緒，使民警隊伍思想不穩(wěn)定，一定程度上導致個別警察工作積極性不高，或是警風警紀不正，或是以權謀私。所以說，不平等的公務員待遇，是目前公安隊伍不安定因素的根源。
(二)警察的權利和義務。九十年代以來公安機關進行了一系列正規(guī)化建設，嚴禁刑訊逼供，嚴禁“亂沒收、亂收費、亂罰款”，減少收費項目，部份職權明確劃歸屬海關、工商、城管等單位執(zhí)法，新聞媒體社會群眾加強了對公安機關的執(zhí)法監(jiān)督。這些都是法制建設的逐步完善，體現了社會的進步。另一方面，權利與義務應該是對等的，在警察權利調整的同時也應同時對警察的義務進行調整。在當前形勢下，警察的權利越來越少，義務卻是越來越多。在網上調查中，有52.9%的民警認為警察的未來是越來越不好過了。
1、“有困難找警察”提法是否妥當？公安機關提出“有困難找警察”和“有警必接”。人的“困難”有很多方面，沒錢沒工作是困難，沒戶口沒房子也是困難，家里水龍頭壞了沒人修也是困難。目前社會治安形勢嚴峻，公安警力普遍不足，許多刑事案件因為警力不足影響偵破。另一方面，卻有許多公安民警響應“有困難找警察”號召，動用警車警力，在公務時間幫群眾搬煤氣，修水龍頭、送小孩，并且受到了新聞媒體的肯定和宣傳。有一位警察因為群眾家里門反鎖了，幫群眾從陽臺爬上樓開門，結果失手摔死了，成為單位的模范“英雄”。還有大量警力忙于為上級領導的車隊開路，為名歌星的演唱會作保衛(wèi)，為游樂場所充當看門人。各級公安領導是否應該反思，怎樣利用有限的警力和資源，才能對社會做出最大的貢獻。
2、“全天候待命”是否妥當？按照現行《人民警察法》的要求，警察下班了，還是警察，就算不佩槍，不著警服，不帶警察證，如果遇上刑案，同樣應該負起警察職責，否則以“逃兵”治罪。有的警察提出：“我們保護人民，誰來保護我們”？相比之下，一個教師下班了，沒有責任要教鄰居的小孩讀書；一個稅官下班了，沒有責任對街頭偷稅的小店收稅；一個工商局的干部下班了，也沒有責任查封一間無牌發(fā)廊。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公安機關的某些領導對權利與義務的認識是不足的，片面強調了義務，忽視了對等的權利，為了取得宣傳效果，為整個警隊戴了高帽。這種脫離實際的唱高調實際上是十分有害的。過多、過高的承諾分散的警力，影響了辦案，到頭來承諾無法兌現，反而受到更多的投訴。群眾投訴警察，使警察的威信降低，降低威信的警察，又更容易引起群眾的投訴。這是一個惡性循環(huán)，這種循環(huán)的結果，就是全社會都認為警察承諾不到位，全社會都對警察不滿意。如果能夠重新明確公安機關的權利和義務，警察該做的義務一定做到，不該做的堅決不做，公安機關就不會背上沉重的包袱，所受到的投訴也會大大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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